企业，特别是现代企业，作为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所需的一切产品和服务的组织，是人类繁衍和生存、发展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之一(另一组织就是“家庭”)。它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并随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而形式多样和运行各异(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本质上也是企业，虽然企业不一定是公司。故全文统称企业)。但是，无论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有多么的不同，她存在和运行的根本逻辑必须是为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要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和服务。根据这一根本逻辑，本文尝试探讨现代企业的治理问题。
为什么要探讨企业治理问题?大家知道，“企业”首先出现在西方，譬如英国。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的企业，包括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活动的各种企业，开始大量出现。以工业企业为例，它是在简单协作的手工作坊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工场手工业，最后才发展为以现代机器技术为基础的工厂制度，即现代工业企业。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分析社会分工时，所提到的手工制针作坊，就是最初的企业组织形式。自此以后，西方国家根据企业的不断发展，对企业的管理便形成了一整套管理理论，即企业管理学，并在实践中形成不同的理论学派，如X理论、y理论、Z理论……，包括现在大行其道的MBA工商管理课程。
相比之下，我国的企业，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一则在形式上要比西方出现得晚，二则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上也要稚嫩很多。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里，我们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差距也逐步在缩小，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不能适应当今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需要。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无论是理论学术界还是企业家们的管理实践都在不断学习、借鉴西方的管理科学知识和理念的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和企业自身实际，进行了诸多创新和尝试。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全国新儒商联席会议秘书处的积极推动下，出现了诸如方太、天元、固锝、三和国际……等等一批新儒企。这为我们探讨现代企业的治理问题打开了思路和讨论的空间，包括从企业管理到企业治理。
说到“企业治理”，有一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就是它与“企业管理”的区别。在我国，“企业治理”什么时候成为一个热词，似乎很难查考，而她与“企业管理”的区别到底又是什么，似乎也很少有人细究。通过对近几十年东西方企业管理实践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企业管理，主要侧重从企业自身运行的角度提出管理思路、方法和手段;企业治理则是从宏观或全局、社会或政府的角度，对企业的合理运行提出管理要求，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如英国在1844年颁布《公司法》，就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公司治理的法律，中国证监会于2002年颁发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也是我国迄今为止政府最早出台的一部部门规章。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看，中文的“治理”，包括英文的“rule;govern;control;manage;administer”等多重意思;而中文的“管理”，则主要是“看管”的意思，包括英文的“manage;run;control;look after;take care of;be in charge of”等意思(分见《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2002年增补本，第2474、716页)。由此足见，我们从宏观或全局、社会或政府的角度讨论企业治理比从企业或微观的角度讨论企业管理更有意义。
不仅如此，我们提出讨论企业治理还基于以下三点重要理由：一是西方管理科学是基于西方的文明假设，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管理经验及其学说;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根据自身实际，总结提炼出自有的管理理论或学说;三是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必须从五千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通过“双创”实现对西方的超越，并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现代企业治理提供中国智慧或方案。
提到文明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假设，我们有必要在此多着些笔墨。首先，西方文化是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他们在构建现代商业文明时，就把理性自私作为一个重要假设。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就是以这一假设而构建的，并成为西方各学派经济理论的圭臬。不仅如此，他们在构筑“企业”即“enterprise”这一词之时，就把“企业”定位为“获取盈利的工具”。因为“enterprise”一词在英语中是由两部分组成，即“enter—”和“prise”，前者具有“获得，开始享有”的含义，可以引申为“盈利、收益”;后者有“撬起、撑起”的意思，引申为“杠杆、工具”，两个部分结合在一起，就是“获取盈利的工具”意思。其次，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以集体主义(小则是“家”的集体，强调“齐家”;大则是以“王朝家天下”国家集体，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文化底色的，强调的是“天下为公”。因而在“企业”的构词上，与西方有天壤之别。表现在：中文的“企业”一词是由“企”和“业”两字组成，而“企”字的基本意思是“抬起脚后跟站着望”，引申为“盼望”的意思，如企盼、企望;“业”字的基本意，是“从事(某种行业)、行业、职业、学业、事业、产业…”等意思。两者合起来，就是“从事某种企盼、企望之业。”如果把“企”字再作拆解，就是“人”和“止”，因此，“企业”一词，可以理解为“人”“止”之业。而“人止之业”，不就是《大学》开篇中关于“三纲”之一的“至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业吗?!而这不又契合了本文开篇中提到的企业存在和运行的根本逻辑吗?!
承认文化差异，加速推进民族复兴，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决定了我们在探讨现代企业治理时，必须正视东西方企业在当今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和处于百年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如崇金拜物、人情冷漠、尔虞我诈……，从而必须按照中央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所提出的要求，“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涵养企业精神，培育现代企业文化。”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呢?
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全世界75名诺奖得主集聚巴黎，针对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生存下去，必须汲取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智慧。”虽然孔子的学说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误解为是“耻于言商”(虽然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子贡是儒商鼻祖)，但根据儒商会团队的研究，基于“人性自修”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内核，在孔庙随宋南迁之后，通过“宏道化民于江南”，已开枝散叶成“人性自修”和“兴企、利天下(创共富)”的文化样式，我们把这种样式定义为“儒商文化”的思想内核。
什么是儒商文化?我们认为它“是按照’文化是人化和化人’的根本要求，根据儒商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实现儒商化和化儒商的一种过程或样式。”那儒商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儒家树立的理想人格和内圣外王的人格要求，践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兴企、创共富(利天下)’的工商企业管理者或掌舵人”。通过研究不难发现，儒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儒商文化，则是儒商成为一种群体现象时的一种文化共识，或如古人所言“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既然儒商文化因为儒商群体的涌现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那它必须有一个框架体系。于是，衢州市儒商文化促进会根据自身的工作需要，便提出了“三樑六柱，八檩十椽”的构想，即：
三梁：是指贯穿整个儒商文化体系的三对关系，即义利关系、公私关系、情理关系。这三对关系，其实也是任何一个想成为一个儒者或儒商必须要过的三个关口。其中，义利关系，大家都知道，在此不用赘述。而公私关系和情理关系则需要费些笔墨。关于公私关系，明代文学家、思想家吕坤在其《呻吟语摘·治道》里说“公私两字是宇宙之人鬼关”。作为一家企业的管理者或掌舵人必须处理好公与私、公有与私有、公开与私下、公正与私偏等关系。特别是我国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好公与私、公有与私有至关重要，做到如古贤所说“宁公而贫，不私而富;宁让而损己，不竞而损人”(见元张养浩《牧民忠告》)、“大明无私照，至公无私亲”(见唐张蕴古《大宝箴》)。关于情理关系，这也是儒家文化几千年来不断研讨探究的重要问题。这里的“情”被认为是由人的性情、欲望所生，亦即人所具备的自然情感。不过，儒家文化层面上的“情”不仅仅是情欲、情感、情绪这些浅层次的含义，还包括一种基于血缘亲情关系的人际之间的伦理情感(譬如亲情、情爱、情分等)，以及超越血缘情感由家及国的道德情感体现，比如“三纲”“五常”人伦体系的构建，便是基于儒家的“情”文化理念;至于“理”，从儒家文化层面来看，也是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比如在先秦儒家看来理与义是并列的，而在宋明时期儒家学者们通过对儒学经典加以阐释，探求其中的义理并将之建构成解决人心世道的价值体系，因而有了道义关怀的“义”与事物存在本质的“理”的融合。根据对这一框架体系的理解，我们倾向于把儒商文化体系中情理关系表述为以理治情，希望我们的企业家或理想中的儒商，善于运用儒家所说的义和理去调适和控制自己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所面临的亲情、爱情、情分、情感、情绪和情欲等等关系和问题。
六柱，是指仁、义、礼、智、信、乐。其中，仁义礼智信是宋明以来儒家思想的五常，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对这五常的释义(包括下文将提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和“温、良、恭、俭、让、忠、恕、孝、悌、敬”)，大家都很了解，也不在此赘述。只是需要说明一点，就是在构筑儒商文化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结合当代的企业管理实践，赋予一些新的含义和案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不在此细说了。今天想着重说明的是，就是为什么要把“乐”作为六柱之一。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孔圣人非常重视乐，并把它与礼等量齐观，视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安定祥和的重要标志。所谓礼崩乐坏，就是讲一个国家或社会的衰颓;二是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一个有礼无乐的国家或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三是乐，既是快乐的乐，也是音乐的乐。而乐既是倡导乐生、乐群、乐观、乐感，也是提倡音乐教化。因此，我们建议要把乐作为儒商文化的六柱之一，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中由于经商办企业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的企业家们每时每刻都会面临复杂而繁琐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乐生、乐群、乐观的生存态度和热爱音乐的情趣爱好，也是不可想象的。
八檩：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兴企、创共富(利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对所有读书人塑造的人格理想和要达到的修为目标。由于对企业家们的要求不能像儒家学者那样，追求“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只能是“兴企、创共富(利天下)”。
十椽：是指温、良、恭、俭、让、忠、恕、孝、悌、敬。之所以把这十个方面指代为一幢大厦的十椽，则是因为它们都是建构在上述六柱之上的。当然，也需要说明为什么把“敬”作为十椽之一。因为“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这指明了敬的目标或方向。对敬在儒学中的地位，朱子说：“让人言语，当初未曾关聚，到程子始关聚出一个敬来教人。因叹敬字功夫之妙，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者皆由此。”又说“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底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朱子弘扬程子的敬字之法，并对如何理解和做到敬概括为六个要点：一日敬只如畏字相似;二曰敬是收敛，心中不容一物;三曰主一之谓敬;四曰敬须随事检点;五曰敬是常惺惺法;六曰敬是整齐严肃(见钱穆先生《朱子论敬》。
有了这一整套框架体系，儒商文化实现“涵养企业精神，培育现代企业文化”的目标一定不远。不仅如此，在我们看来，在全社会共同推进学习、宣传、普及儒商文化，不仅是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之路，也是当代企业治理的最佳方案和改善当前营商环境的治本之策，更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和为现代商业文明贡献中国智慧的重大举措。诚如西方智者、科学技术史的奠基人乔治·萨顿曾在其《东方和西方的科学》一文中所预言的那样：“……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这种情况为什么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双臂欢迎它。”
来源：南孔儒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