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宏昌

2009年11月3日，我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教育领导力与公平性国际论坛”，曾与美国的教育局长们开展过学术观点的交锋。我认为：西方流行的是“富人教育学”，逻辑起点多在“富人”;而我热衷的“穷人教育学”，逻辑起点却是“穷人”。尔后，美方代表为我点赞。因为在“教育领导力与公平性”问题上，我始终选择了“人民性”。

一、难忘的记忆与期盼

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自小的求学经历和成长过程总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都是在农村完成的。记得是1962年秋天，我上了小学。学校设在隔壁村，单程步行2华里，一天要走8里路，路途很艰辛，但是很安全，家长很放心。学校是由祠堂改造而成，内空很高，带有一个很大的天井，夏天很风凉，冬天很寒冷。教室分设在四周厢房里，隔墙的筋骨是竹帘，墙面先用稻草打底，再用石灰水漂白，窗户狭小、光线灰暗，一个老师讲课，全校师生共享;因此师生不敢大声喧哗。小学没有毕业，碰上“文化大革命”，就回乡参加生产劳动两年，挨到1970年春季，才去上了初中。初中是由几个村庄联办的，离我们村庄约有5华里，早出晚归，中午带米蒸饭，不亦乐乎。学校风景优美，四周有4棵几人才能合抱的大樟树。校舍是一座被长期废弃，无人看管的破旧佛堂。那年冬天，天不作美，一场大雪把由佛堂改造成的“教室”压塌了一角，教室开了天窗，学生只好提前放了寒假。校长倒是个用心办学的人，他利用寒假、春节的休息时间走村串户，发动周边村庄的家长以及师生参加义务劳动，抢修校舍。冬去春来，我们又重新坐进虽然简陋但还可遮风避雨的教室，完成了初中学业。高中去了镇上，学校条件相对完备。当有时从电影或画片中看到一些漂亮的学校，我的内心就会充满期盼。

1977年秋，我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城郊一所条件极差的农村中学，第一站还是一个下属教学点。开学前的那一天，校长非常热情地把我从县教育局引接到学校报到。踏进校门，一颗火热的心像被浇了一盆冷水，学校的寒碜景象让我愕然，自己仿佛又回到小学、初中的读书年代。再深入了解，发现学校坐落在一个低丘山坡上，校舍是由一座“神庙”改造的，教室窗户没有玻璃，空间矮小感觉压抑，用水十分紧张，到处蒙灰扬尘，厕所十分肮脏。教师宿舍是由“三星殿”分隔而成的，夜深人静，躺在床上，经常会听到“空斗”的墙壁中“哗啦啦”的声响，同事告诉我，那是“蛇”或“老鼠”在里面活动。在这样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我埋头苦干了六年，从普通老师升任为教导主任、校长。

生活就是教育。在农村学校的6年，我立下自己的治校理想：要改变学校的生存条件，要让学生既能享受自然生态赋予的农村教育的美妙资源，又要改变师生们艰苦的学校生活学习环境。理想是教育的灯塔。我先走出校门，向老乡打听周边水利状况，与老师们一道寻得一眼泉水，先解决学校的用水，再改造学校的厕所和师生的用餐场所，让师生享有基本的学习、生活和卫生条件。这一举措竟然像一把火，不少师生把学校里学到的良好卫生习惯带回到家里，促使了一些农户卫生观念的转变。接着，我就带头发动师生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修建操场，租借劳动用地，开展勤工俭学;争取上级支持，新建学校教室;倡办学校图书室、阅览室，组织师生读书会。农村师生心地善良，学校条件稍有改善，大家就兴高采烈，焕发出炽热的学习和工作热情。接下来，我腾出精力，试验着将学校资源向社会开放，试图组建“农村文化联合体”，让学校成为乡村文化中心，吸引农民学知识、学技术、学文化，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为乡村社会增添文明与活力。

我与师生一起付出艰辛努力的同时，深切地感受到改变农村教育的贫困不能观望等待，只能从既定的条件出发，从现在做起。只要改造农村教育的方向对了，就不怕山高路远;目标定了，就要初衷不变;行动开始，贵在坚持，才能勇往直前。同样一所学校，如果没有方向、目标和行动，那只能死气沉沉。反之，就能焕发生机活力，就能成为同类学校发展的“样板”。如果把对学校的改造过程当作一只“麻雀”，我从这只“麻雀”的“解剖”实践中，总结出评价一所农村初中的“六条标准”：好学校要有“好口碑”，好学校要有“好环境”，好学校要有“好风气”，好学校要有“好管理”，好学校要有“好质量”，好学校要传承“好文化”。办学校就是办文化，校长要自觉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努力要把改变农村教育的贫困与促进农村文明进步密切联系起来，这是校长的责任。

只要紧握命运的“咽喉”，人可以改造环境，环境也可以锤炼人。我们六年的艰辛，使一所原来毫无生气的学校一跃成为当时县里的“标杆”。而在艰苦的环境中，让我锻炼了才干，增长了智慧，获得了荣誉，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教育观，曾暗下要改造农村学校的决心。1988年秋，33岁的我却被调到老牌省重点的衢州一中任副校长、校长。我用逐渐成熟的教育观，指导做好学校的每一项工作，使学校发展为省内实施素质教育示范;并用自己的每一个行动，回答那些世俗人眼光和对使用年轻干部的担忧。

1997年秋，我再次被调加市教委任分管业务的副主任。我之感慨：做校长要像“牛”一样，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服务师生;而做局长要像“马”一样，马不停蹄，服务基层。我曾用两年跑遍全市六个县(区、市)的所有农村学校。当我奔走在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田野、山川之间，投身于大自然的亲情怀抱时，心情分外舒展愉悦;而当深入到学校，看到不少农村校舍还是那样破烂，学生生活还是那样艰苦，校长老师还是那样无奈，心感震撼、隐痛。国家已经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城市学校面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校容校貌富丽堂皇，像发达的“欧美”，而农村学校竟然还是自己童年记忆中的那种景象，校容校貌破旧不堪，像落后的“非洲”。广大农村学校，基本办学经费难以保障，基本教学设施配套不全，“残废”学校随处可见——好老师进城，民办教师没了，代课老师多了。因此，不少地方的权贵或能人，想方设法送孩子进城择校;而有些家境不好的家长盲目跟风，为了孩子择校弄得倾家荡产;剩下的孩子都睁着“苏明娟”式渴望眼睛，无奈地留在农村学校里。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我满心惆怅地“思问”：农村学校连校舍、老师、经费等基本保障都没有，哪里还有农村教育可言?农村教育摆脱贫困的路在何方?

2000年上半年，正当我踌躇满志地怀揣全市农村教育改革发展构想，准备提交决策并建议实施时，组织却任命我为市体委主任。我只得放下搞教育的雄心，而撑起做体育的耐心。体育与教育相比，显然是教育工作压力大，麻烦多。但因情缘作祟，我内心深处的“天秤”总是倾情教育，期待峰回路转。在任市体委工作的两年里，我除了认真研究体育，探索管理规律，努力推动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还寻求教体合作，追求体育与教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境界：结合实际，整合资源，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责任共担、成果共用、教体双赢”的思路，创新“教体合作”机制，努力提高学生体质素养等。省体育局领导对我非常欣赏，肯定我能在艰苦环境条件下，带领衢州市体育一班人不断改革创新，能与全省同步出色完成各项体育工作。相比于教育，体育工作季节性、时效性比较明显。我还充分利用空档时间，开展系统学习教育名著。广泛阅读孔子、陶行知等关于平民教育的理论经典和《人民教育》《教育研究》《中国教育报》等报刊杂志，深入了解教育宏观大势，分析思考微观情势，不断学习、改造自己的教育观。2002年3月，出版了第一部教育专著《教育理念与学校管理》。

2002年9月，组织决定我重回教育局主事。当峰回路转的期待变成享受钟情快乐的时刻，积于意识深层的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及满心惆怅的思问，犹如涌泉迸发。我抬头仰望星空，低头脚踏实地，像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使然，我决意把握机遇，为农村教育脱贫，为教育均衡发展，为教育改变农村，促进农民生活改善，做点好事，办点实事。

二、登上“教育塔楼”的高处

《吕氏春秋》中说：“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取法其下，法不得也。”作为主管一方教育的领导，应深通此理。因此，教育改革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登上“教育塔楼”高处，鸟瞰区域教育全貌，追踪历史的深层涌泉，把握教育的宏观大势，确定高瞻远瞩的改革战略，寻求未来发展的方向。

遵从这一思路，我们在浙江大学教授、长江学者徐小洲帮助策划下，聘请了著名教育家、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等七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当顾问，以课题形式完成《衢州市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2003年～2010年)》的编制。顾明远先生指出，衢州市的教育发展规划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是一个非常好的区域教育发展策略。对衢州教育现状的分析，对存在问题和困难的认识是透彻和实事求是的，对如何扬长补短，抢抓发展机遇，怎样进行教育创新的策略是符合客观情况的，为衢州较长时间的教育发展描绘了一幅清晰的蓝图。

根据蓝图，大家普遍认识到改善农村教育的“短板”和践行先进教育理念的重要性。我们先后提出“追求全面高素质”教育理想，构建“重在基础、强化应用、不断创新、提高质量、追求特色，适度超前”的教育模式，启动“构建和谐教育 建设六大校园”、破解“教育三农”难题等行动步骤。同时在教育的外部，我们进行广泛的规划宣传，凭依《规划》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多种形式引领教育与社会互动，为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这部教育规划既包含着学者专家的智慧，包含着衢州教育长期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我持续不断的思考与为之奋斗的期待。手执这样的规划，就像大海航行的“舵手”，行动目标清晰，有条不紊地驾驶着区域教育发展的航船破浪前行;手执这样的规划，就可以在一个市域范围内全面推行教育的科学发展，耕耘多少年来纠结在自己心头的农村教育的田园，梦想种桃种李种春风!

三、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朱熹说过：“知之不善，则速改以从善，最要在速字上着力”。登上“教育塔楼”的高处，制定整体规划之后，我们尝试找到规划执行的“切点”，就是构建基本保障机制，确保教育底线公平，让农村教育尽快“脱贫”。

我们将工作分成“三步走”：第一步，教育行政部门要像“律师”那样，精准把握法律的细节。整理、学习、熟悉相关文件、政策、法规，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明白办好农村教育，政府、学校、家长、学生等方面都有责任和义务。农村教育是各级政府必须提供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政府必须构建基本保障机制，确保教育底线公平。政府要根据各自的农村教育改革发展实际，要求各地做好县域教育发展规划，明确乡镇学校布局调整，避免重复投资造成浪费。教育行政部门及其学校是政府规划的贯彻实施者，要按照省级教育强县的基本标准配备基本要素，改善学校管理，把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作为办学目标和根本任务，让每一个农村孩子有书读、读好书。第二步，要求各地政府像抓经济一样抓教育，必须完成学校改水、改厕、改食堂、改宿舍工程，逐步完成校舍标准化建设;逐步推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程、爱心营养餐工程、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全免学杂费工程，创办全覆盖“弱智儿童”教育，真正做到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第三步，建立市政府对县级政府的教育工作考核制度，对主要领导为学校、为教师做好事、办实事，教育经费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完成年度教育工作目标的实绩进行全面认真的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绩效列入干部个人考核内容。同时，充分运用舆论宣传，为各项改革推波助澜，形成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助教为荣的良好教育氛围。按照教育规划的安排，我们有条不紊、科学安排对农村学校进行全面改造。

自2002年开始，针对学校布局分散、校均规模小，办学效率低的现状，我们启动实施“高中向城区集聚、初中向中心镇集聚、小学向乡镇政府所在地和中心村集聚、新增教育资源向城镇集聚”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工作，以适度扩充规模，提升办学效率，并且避免重复投资或低水平项目建设出现。2003年～2004年，全面推行农村学校“改水、改厕”工程，累计投入2855万元，完成476口水井和428座厕所的改造任务，让32多万农村师生喝上干净水，用上卫生厕。2005年～2007年，进一步推行农村学校“食宿改造”工程，三年累计投资2.3亿元，新建学生食堂、宿舍32万平方米，让农村师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继后，在2005年～2010年期间，全市又投入公共财政12.6亿元，完成农村学校建设项目2689个，新建标准化校舍96万平米。推行“六大”工程后，衢州农村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广大农村老百姓说着笑着，挂在嘴上最多的是：“在农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孟子曾经说过：“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不知中国古代是否真的有这种伟大的王道?而当这种王道演变成自己平凡的奋斗成功之时，奋斗者确有那种“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的心境。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老百姓对教育的满意，才是教育人最大的幸福。每当我们行走在山里乡间，远眺那些最漂亮的房子是学校时，或当我们走进那些山村校园，看到蓝天白云之下高高飘扬的国旗，尤其是那些脸上挂满得意笑容的孩子，大家所付出的再大艰辛，都会融化在舒心回眸的一笑之中!而我心远非止此：更懂得我们正在终结一个艰难困苦的年代，自己小时候求学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都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在谱写一部山村教育巨变的教育史诗，把党和政府阳光洒向山村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孩子尽情享受教育公平之爱。

1995年，时任中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方明赠予本文作者墨宝

四、抓牢队伍建设的牛鼻子

2006年下半年，当完成了全市中小学学校硬件改造后，我们开始把眼光和精力集中到学校管理和提高教育质量上。首先摆上议事日程的是教师队伍建设。我们结合实际，遵循规律，提出了“好学校——好校长——好教师——好生源——好质量”的教育内涵提升思路，以全局眼光，统筹协调，打好提高农村教育质量的“组合拳”。我们要求局长抓校长，校长抓老师，老师抓课堂，课堂重质量，力求农村教育质量“水涨船高”。所谓“水涨”，就是要提高全面、全体质量;所谓“船高”，就是各级各类农村教育要有标杆，有品牌、有质量、打得响。

依据“局长抓校长，校长抓管理”的工作思路，我们全面推行校长的全员培训。2007年6月，我自己亲任班主任，举办首届农村初中“明星校长”高级研修班，选择30位农村初中校长开展了参加为期一年的高级研修。2008年6月，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全市校长全员培训。由市教育局负责培训高中校长，县(市、区)教育局负责培训初中、小学和幼儿园园长。2009年9月，与国家行政学院合作，再启动校长网上全员培训。通过不断地强化培训，不少校长把先进教育理念带回学校，把先进管理思想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创新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水平。如本市柯城区的校长们就首创了“一校两区，名校托管”的管理模式，由一所城市强校捆绑带领一所农村弱校，实行“城乡两个学区，一个法人代表、一套领导班子，一个核算单位”管理模式。衢江区探索“片区教育均衡发展共同体”的做法，把全区划分为七个片区，每个区域集聚6-8所学校，优化学科教研，加强课堂教学研究，构建不同法人单位、联校协调管理的“共同体”管理模式。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首先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上把名校办到农民家门口。

与以上举措紧密衔接，在解决好农村教师缺额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贯彻“校长抓教师，教师抓教学”工作思路，大力提高教师素质。从2003年起，启动了网上“名师资源共享”工程;2004年-2007年，推出农村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共培训了12100多名农村教师。2008年-2010年实施农村中小学教师“领雁工程”,用三年时间通过省、市、县三级骨干教师培训，培养一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领头雁”。2009年，启动了农村教师的“青蓝工程”，让3000多名城镇学校中小学高、中级教师结对帮扶5000名农村中小学教师。

五、打造新时期“农民讲习所”

由于农业的转型升级和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有强烈的就业创业愿望，但缺乏必要的就业创业技能素养。追溯这种现象造成的原因，其中我们长期对农村教育的片面理解是，总是把农村教育的目光局限在让农村孩子“离农”上，而忽视了留在农村的缺乏就业技能和就业机会的农民。而完整的农村教育应该在办好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还要办好农民教育。

2003年下半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在全省农村开展“万名农民素质培训工程”的通知。12 月29日，时任中共衢州市委书记蔡奇亲自部署，要求相关部门积极参与这项培训工作。市教育局迅速行动，提出“培训农民、提高农民、转移农民、富裕农民”的思路，组织力量编写各种实操教材和开展教师培训，以乡镇成人文化学校牵头组织学员，工作推进有条不紊。同时，市教育局还建议政府将培训经费按人均不低于150元的标准，由市县财政全额支付，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为了方便农民选择对口项目，我们统筹全市职成教培训力量，并借鉴欧美的“学券制”，创设“农民培训券”制度。这项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向农民发放“培训券”，农民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技能培训项目，培训结束后培训机构向政府索回培训费用。通过五年努力，共培训农民60.22万名，培训项目包括果树栽培、菌菇培养、淡水养殖，茶叶茶艺、家政服务、纺织缝纫、装潢建筑、绿化养护、农机机电等，转移就业31.33万人，让30多万农户的100多万人口脱贫。

一时间，衢州“万名农民素质培训”工作如火如荼，所有的农村农民多被发动，积极参与学技术、学法律、学科学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热情有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扫盲”行动。大约在培训工作开展半年后，中央农办组织专家来衢调研，专家们将衢州农民培训称作为“新时期农民讲习所”。2004年4月14日，来自15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代表40多人组成的“全球扶贫大会中国东部案例考察团”来衢州考察，团长科林·芬克尔斯顿女士说：“素质扶贫的‘衢州模式’是创新之举，可供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减贫中借鉴”。10月26日，又有18个国家高级政府官员组成的“反贫困问题高级研修项目”赴衢考察，他们表示：“素质扶贫的‘衢州模式’很有创造性，‘衢州经验’很值得借鉴。”

2008年10月20日，“搜狐网”邀请我出席北京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高峰论坛，我在会上就“职业教育发展与地方制度创新”的演讲。同年12月6日，首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衢州市政府推出的农民工“劳务培训券”制度荣获优胜奖。

全国首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优胜奖证书及奖杯

六、利用好美妙的教育资源

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往往都会具有两面性。如在“难忘的记忆与期盼”中的记述，自己小时候接受在农村上学，虽然学校条件极其简陋，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最好的教育”。天地就是学校，自然就是课堂。天地间、自然界极大地满足着孩子的好奇心、探究欲。自己就曾享受过那种味道，如春天来临，我们观赏槐树萌芽：先生出嫩叶，五天后，就像老鼠的耳朵那么小，十天后就长得像兔子的眼睛那么大了;夏天到来，小荷才露尖尖角，下溪摸鱼虾，上树捉知了;秋天时光，是收获果实的季节，到处橘红橙黄，瓜果飘香;冬天降临，好像一场捉迷藏的游戏，花鸟虫鱼都不见了，不知藏到哪里去了，春姑娘唤它们出来之前，在苍茫的天底下，只有枯藤、老树和霜雪、寒鸦为伴儿。农村的春夏秋冬，季季都有迷人的画卷。我们小时候上学，天天走过广袤的田野，跨过清澈的溪流，一路上，春摘花草、夏摸鱼虾、秋尝野果，冬斗霜雪，还有阳光雨露、小桥流水、杂树交阴、云垂烟接，自然天趣，趣味无穷。这些都是丰饶的教育沃土、宝贵的教育资源，而现在，这些宝贵的自然生态教育资源正在被破坏、被忽视、被抛弃!

一个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需要平行发展。当实践囿于成规时，如果没有思想的突破，实践就会裹足不前。在积极改造实施农村学校办学条件的同时，如果不深入思考如何利用、发掘好美妙的教育资源，恐怕就会遇到后面发展的“陷阱”。因此，在“改造与保护”之间就成了我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深入思考，整理出一篇“构建和谐教育，建设六大校园”的长文，发表在2005年11月《人民教育》第22期上。文章着重提出建设“生态校园”的设想，即从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平衡、维护校园生态环境的目标出发，从有利于师生身心健康的原则出发，充分发挥校园环境陶冶性情、修身养性的功能。因此，主张学校在规划校园建设，选择各种教育教学设施时，要考虑校园的自然美、艺术美、形式美相统一，让楼堂馆所、花草树木富有诗意，让每一处景物、每一堵墙壁“表情达意”。从而，形成与办学目标相一致的、富有个性特色的、构成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的校园环境，让生态文化成为农村校园鲜明的主题，让师生置身于“校园、花园”之中，潜移默化享受良好的生态文化熏陶。

2006年春节后，我带着开化县教育局长去“游说”县长。提出让随后的开化县中小学布局调整参与到“生态立县”战略中，打造开化县域“山水”校园的想法，县长听后表示全力支持。就这样，开化县中小学“生态校园”建设全面铺开，按照县里的“生态战略”思路结合“六大校园建设”理论，“生态校园”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促使了广大农村中小学校容校貌迭代变革。在正确的思念指导下，不仅使开化县的美妙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且还焕发出勃勃生机。每当你进入开化县域，在蓝天、白云、阳光之下，在山水田园之中，远眺高高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细看黛瓦粉墙的校舍被绿树、鲜花环抱，师生们在生态家园里，与花草树木、鸟雀虫鱼日日进行着无须言语的交流。这简直就是一幅“天、地、人”合一的“田园牧歌”图。

当今，无论教育还是生活，城市对农村的影响力太大了，而农村对城市的影响力则被低估甚至被忽略不计。但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农村教育也只是复制现代化的等级秩序，只是每时每刻都在给农村的孩子们灌输：高级的、现代化的生活在城市，农村的生活是低级的、落后的。所谓教育的成功就是引导孩子抛弃农村，涌向城市，其结果是否会出现城市人才过剩，人满为患?而农村人才匮乏，门庭冷落?等等这些，现实已经不断演变为触目惊心的事实!如果我们拿“富人教育学”的思念来指导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城乡教育发展的严重失衡。农村教育将会被城市教育完全彻底地征服。我任教育局长期间，始终不渝地践行“穷人教育学”，目的是想在两者之间建立平等的交流对话和有机的互动互补，让两者双峰并置，和而不同。总结自己的所思所行，大概不外乎三个方面：一、不懈追求其价值目标，“穷人教育学”是最适合中国社会的教育学，是教育公平的推进器，是社会和谐的稳压器;二、不懈寻求政策支持，缺乏社会和公共政策的保障，结果会缘木求鱼;三是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雄心的一半是耐心”。但是，我深知践行“穷人教育学”仍然任重道远，唯有广大教育工作者守望相助，薪火相传，才能星火燎原，弦歌不绝!

朱永新著作《中国著名教育局长管理思想录》

2014年4 月，著名教育家朱永新先生主编《中国著名教育局长管理思想录》一书，共邀全国的13 位教育局长，我荣幸列忝其中。书中所表达“我的‘穷人教育人’”观点鲜明，文字详细。而今天的文字属于“旧文新写”。但不管旧与新，我所要表达的是在“教育领导力与公平性”问题上，始终要有“人民性”，学习陶行知，“爱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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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宏昌，男，研究员，2019年退休。历任农村中学教师、教导主任、校长。衢州一中校长，衢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衢州学院副院长，浙江省政府教育副总督学、国务院教育督导委特聘教育督导专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