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倩
摘 要:当前,固体废物治理技术存在处理方式单一、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了填埋与焚烧技术的应用现状,揭示其可能带来的二次污染风险和资源浪费弊端,并提出了构建智能检测体系、开发热解气化协同处置技术等优化路径。研究表明,通过技术集成与机制创新,可以显著提升固体废物处理效率与资源转化率,为环境工程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环境工程;固体废物治理;技术优化;资源化利用;污染防控
固体废物治理是环境工程领域的核心挑战,虽然填埋技术成本低,但容易引发渗滤液污染。焚烧可实现减量化却存在二噁英排放隐患。随着新型污染物增加与土地资源紧缺,依赖单一处理模式已经显现出环境风险与经济上的双重矛盾。因此,本文深入探索了多技术耦合与资源循环路径,旨在构建高效低碳的固体废物治理体系,推动环境工程向绿色化和智慧化转型。
1固体废物治理技术的问题
1.1现有治理技术概述
1.1.1填埋技术的应用与特点
填埋技术通过分层压实和覆土,实现了废物的物理隔离,其核心优势在于操作简单、处理成本低廉。现代卫生填埋场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防渗膜(厚度≥2.0 mm)与黏土复合衬层系统(渗透系数≤1×10-7cm/s),并配备渗滤液收集管网(收集效率≥95%)及沼气导排设施。然而,该技术存在不可逆的土地资源占用问题,单座填埋场的库容消耗速率高达300~500立方米每万吨废物,且封场后仍需30年以上的监测和维护期。更严峻的是,渗滤液中COD(化学需氧量)浓度高达20000~50000 mg/L,氨氮含量为800~3000mg/L,若防渗层破损将导致重金属迁移至地下水系统,引发持久性生态风险。
1.1.2焚烧技术的应用与特点
焚烧技术通过高温氧化(850~1100℃)实现废物减容与减重,现代焚烧厂多采用机械炉排炉或流化床工艺,配备SNCR(选择性非催化还原,脱硝效率60%~70%)与布袋除尘系统。能量回收是核心优势,每吨生活垃圾焚烧可发电280~350kWh,蒸汽参数达4MPa/400℃。但二噁英生成(0.05~0.1ng TEQ/m3)与飞灰毒性(浸出液中铅含量5~15mg/L)构成显著环境风险。飞灰产量需经螯合剂(如EDTA)固化稳定化处理后方可填埋,但其长期稳定性受pH波动(6-10)影响,仍存在重金属再溶出风险[1]。
1.2治理技术存在的问题
1.2.1处理方式单一导致的污染隐患
当前固体废物治理技术过度依赖填埋与焚烧,据统计,2022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置占比达54.6%,焚烧占比39.1%,两者合计超过93%。技术路径单一化导致污染物协同控制能力薄弱。填埋场渗滤液中检测出苯并[a]芘(0.8~1.2μg/L)、六价铬(0.5~2.8mg/L)等致癌物,尽管采用反渗透工艺处理,但每吨水处理成本高达80~120元,县级填埋场达标排放率仅为62.3%。混合垃圾直接处置模式加剧污染风险,含汞荧光灯管与电子废物混入普通垃圾焚烧,导致重金属气化迁移,烟气中汞的浓度超标率达21.4%。
1.2.2对可再生资源的浪费
现行的治理体系未能充分考虑资源的特性,2021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占比达35.2%(约1.12亿吨),但实际回收利用率仅为22.7%。这导致每年约1800万吨的再生塑料和3400万吨的废纸被浪费,相当于3600万桶原油和6800万立方米木材的损失(根据国际回收局BIR测算)。填埋场埋藏金属资源价值突出,每吨生活垃圾中含铝150~300g、铜50~80g,按年填埋量1.2亿吨计算,每年损失铝资源18万~36万吨,相当于6~12个中型铝矿产能。
在焚烧过程中,热能品位会有所下降,导致低热值垃圾焚烧发电效率仅为18%~22%。然而,通过采用热解气化预处理技术,可将合成气的热值提升至12~15MJ/m3,进而将发电效率提高至35%以上。尽管如此,这项技术的应用率却不足5%。有机垃圾的厌氧发酵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我国餐厨垃圾年产量约1.3亿吨,理论上沼气产量可达260亿立方米,但实际的产气量仅为38亿立方米,相当于损失了310万吨标准煤。
2固体废物治理技术的优化路径
2.1完善检测质量保证体系
固体废物成分检测精度会直接影响治理技术选型。当前我国生活垃圾的热值检测误差率为±15%,导致焚烧炉热负荷波动频繁。因此,建立多级检测网络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
(1)前端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XRF)与近红外光谱(NIR)联用技术,实现废物中氯(检测限0.1%)和重金属(铅和镉的检出限为1ppm)的快速识别,北京环卫集团试点显示分选效率提升至92%。
(2)部署中端在线热值分析仪(精度±500kJ/kg)后,上海老港焚烧厂的吨垃圾发电量提升了8.7%;而在末端,通过构建区块链溯源平台,广州试点项目通过RFID标签实现97.6%的废物来源可追溯[2]。
(3)修订《生活垃圾特性分析技术规范》(HJ 1024-2019),强制要求填埋场渗滤液月检指标从现行的23项扩增至45项,重点增加全氟化合物(PFCs)和微塑料(1~5μm)检测项目。通过CMA认证的实验室,构建全国数据共享云平台,确保检测结果在不同区域间的互认性。
2.2丰富科学治理措施
针对不同废物特性匹配分级处理技术,构建“预处理-核心处置-末端保障”技术链(如表1)。第一,对高热值废物推广热解气化与余热锅炉的联用技术,南京某项目数据显示,发电效率已提升至32%。第二,低热值有机废物采用水热液化制备生物原油技术,中试规模的产油率达18~22wt%。第三,对于危险废物的处置,引入等离子体熔融技术(温度>1400℃),并配套建设数字化控制中心。
表1 固体废物分级治理技术矩阵
技术组合 | 适用场景 | 处理效率 | 经济成本(元/吨) |
热解气化+余热发电 | 高热值城市垃圾 | 92% | 80~220 |
水热液化+生物精炼 | 餐厨/园林废弃物 | 85% | 250~300 |
等离子体熔融+SCR脱硝 | 危险废物/医疗垃圾 | 99.5% | 800~1200 |
机械分选+RDF制备 | 混合生活垃圾 | 78% | 90~130 |
(数据来源:《环境工程学报》2023技术经济评估报告)
2.3增强社会主体环保意识
为了提高固体废物治理效能,必须构建一个由“法治约束、经济激励和技术赋能”组成的三位一体社会共治体系。在经济激励方面,深圳市推行垃圾处理费差别化征收,根据深圳市城管局的数据,2023年试点区域垃圾减量率达23.6%。技术赋能层面,杭州市余杭区部署AI智能监控系统,通过卷积神经网络(CNN)算法来识别混合垃圾的投放行为,使得分类准确率从68%提升至94%,违规投放率下降至2.1%。
在教育体系改革方面,教育部将垃圾分类纳入《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并开发VR模拟实训系统,上海中学生态课程实践表明,学生家庭分类参与率从41%提升至79%。在社区治理创新中,广州市黄埔区建立了“绿色账户+区块链”的积分体系,居民正确投放可获取碳积分,积分可以用来兑换公交卡充值或抵扣物业费,实施一年后社区垃圾资源化率提高19个百分点。行业协会主导制定了《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智能建设规范》(T/CACE 064-2023),规定站点必须配备智能称重(误差≤±0.5kg)、人脸识别(准确率≥99%)以及数据直报系统。
在企业环境责任量化方面,生态环境部推行“环保信用码”制度,将废物产生量、资源化率等指标纳入征信体系。例如,浙江某印染企业因固废综合利用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35% vs 52%),导致其信贷评级被下调,进而面临融资成本上升1.2个百分点的后果。同时,公众监督机制升级,生态环境部的“12369”平台接入AI语义分析模块,2023年共处理3.2万件固废污染举报,响应速度从72小时压缩至8小时。
3固体废物资源化循环利用策略
3.1技术模式的设计与研究
固体废物资源化技术模式创新需围绕“分质利用-过程协同-产物增值”三维路径展开。在建筑垃圾资源化方面,采用多级破碎协同强化工艺,其中初级破碎选用颚式破碎机(进料粒度≤800mm,出料粒度≤100mm),二级整形则采用立轴冲击式破碎机。通过配合炭化养护,可以提升再生骨料的性能,其抗压强度达45~60 MPa,相比之下,天然骨料的抗拉强度为50~70MPa。有机废物处理聚焦水热炭化技术优化,在200~220℃、2.0~2.5MPa条件下反应2小时,能够将含水率高达80%的餐厨垃圾转化为具有高热值的生物炭与液态有机肥[3]。
电子废物中的贵金属回收技术已突破生物冶金领域的瓶颈。采用嗜酸氧化亚铁硫杆菌与极端嗜热古菌的复合菌群,在pH 值1.5~2.0、温度45℃的条件下,实现了对印刷电路板中金(浸出率92%)、钯(85%)、铜(95%)的选择性浸出。较传统氰化法浸出周期缩短40%(从72小时降至43小时),同时毒性物质排放减少99%。
在混合塑料的高值化利用领域,开发了一套溶剂分选与催化解聚集成系统。首先,利用四氢呋喃(THF)进行梯度溶解,实现对PE/PP/PET的高效分离(分选纯度≥99%)。随后在ZSM-5分子筛催化剂(硅铝比为25)的作用下,通过微波解聚技术(功率800W、温度380℃)进行处理,PET的转化率98.2%。由此得到的对苯二甲酸二甲酯(DMT)纯度为99.5%,满足纺织级再生聚酯生产需求[4]。
3.2推广应用资源化技术
推广资源化技术需要建立“政策-市场-技术”相结合的协同机制(如表2),并将建筑垃圾再生骨料的应用纳入《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23),强制要求新建项目再生建材的使用比例不低于15%。塑料化学回收应布局在产业园区,同时,通过建立智能化推广平台,例如,阿里云开发的“废物资源化大脑”,利用AI算法优化全国38个城市的废物调度路径,运输成本降低23%。
表2 固体废物资源化技术推广应用矩阵
技术类型 | 适用场景 | 典型应用案例 | 环境效益(CO2减排当量) |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 | 市政工程 | 北京朝阳再生建材厂 | 12.5万吨 |
餐厨垃圾厌氧发酵 | 城市有机固废 | 青岛十方生物能源 | 8.2万吨 |
电子废物生物浸出 | 废弃电器 | 深圳格林美产业园 | 1.8万吨 |
混合塑料化学解聚 | 低值废塑料 | 浙江科茂环境 | 6.7万吨 |
4结论
固体废物治理技术的优化亟需突破单一处理模式,在填埋场渗滤液污染控制方面,应强化HDPE膜的完整性监测,确保破损率低于0.5%。焚烧厂二噁英排放限值应从0.1ng TEQ/m3收紧至0.05ng TEQ/m3。通过热解气化与等离子体协同处置,可以显著提高重金属的固化率。此外,飞灰资源化制备的微晶玻璃抗压强度可达45MPa。为了推广资源化技术,必须依托政策创新,特别是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强制使用比例提升后,每年的碳减排潜力超过1200万吨。研究表明,集成智能检测、分级处置与法律经济的协同机制,能够为“无废城市”建设提供可复制的技术与管理范式。
参考文献
[1]王科.环境工程建设中固体废物治理技术措施研究[C]北京:冶金工业教育资源开发中心,2024:493-495.
[2]郜伟松,王广献.论环境工程建设中的固体废物治理技术及质控措施[J].皮革制作与环保科技,2024,5(16):133-135.
[3]陈若楠.环境工程建设中固体废物的治理措施探究[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24,44(1):51-53.
[4]罗鸣.环境工程建设中固体废物治理技术及质控措施[J].黑龙江环境通报,2023,36(9):86-88.
(作者单位:菏泽市生态环境局单县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