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2015后国际森林安排研讨会在北京开幕，来自55个国家和18个国际组织的近200名官员和专家相聚北京，就未来国际森林安排进行磋商。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呼吁各方本着真诚合作、求同存异、稳步推进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携手构筑完善高效的全球森林治理体系。

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十一届主席团主席、加蓬森林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部部长诺埃尔·纳尔逊·曼索尼，德国粮食与农业部生物经济、可持续农业与林业总局局长克里蒙斯·纽曼在开幕式上致辞。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刘东生主持。此次研讨会是由中国国家林业局主办，奥地利、加拿大、芬兰、德国、瑞士、美国六国政府部门联合主办的支持联合国森林论坛工作的国家倡议会议，会议为期4天。

赵树丛说，森林作为“地球之肺”和重要的可再生资源，在应对气候变化、防治荒漠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在推动绿色增长，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森林问题不仅是生态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更是发展问题；不仅是国家和区域性问题，也是事关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全球性问题。每一个关注地球健康生存的人，每一个关注民生改善的人，每一个关注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都应该关注和重视森林问题。

赵树丛指出，森林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且行之有效的国际森林安排和全球森林治理体系。2015年5月，联合国森林论坛将就未来国际森林安排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历史性机遇的窗口即将打开，各方应本着真诚合作、求同存异、稳步推进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携手构筑完善高效的全球森林治理体系。面对生态与环境的新形势、新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带领的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将保护和改善生态纳入国家发展的整体布局。中国政府愿与各国政府、各国际机构深化合作、携手共进，积极推动国际森林问题政府间磋商，让森林更好地造福人类，为世界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举办这次国家倡议会议，目的在于加强各方关于2015年后国际森林安排重大事宜的沟通，凝聚共识，推动国际森林问题谈判进程

曼索尼在致辞中感谢中国作为主办国为国际森林安排会议提供的支持。他说，世界各国人民都对2015年联合国森林论坛给予了新的期待，此次会议将为森林论坛凝聚各方共识、取得实质进展发挥积极作用。森林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作用重大，能为数以亿计的人民提供生计，能够避免水土流失，为粮食和医药业提供发展的基础。当前，世界许多地方都遇到了严重的毁林开荒问题，希望此次会议能够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为把森林问题更好地纳入2015年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贡献。

纽曼说，2015后国际森林安排研讨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能够帮助我们在联合国森林论坛休会期间就未来森林可持续经营问题展开讨论，集思广益，凝聚共识。会上，一些国家将分享在森林可持续经营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并就未来的国际森林工作规划提出政策落实、融资安排等的建议。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理念，开始360度无死角地关注森林的管理、发展，希望与会各方以更加务实的态度，畅所欲言，为未来森林可持续经营贡献才智。

联合国森林论坛（UNFF）是迄今唯一的政府间关于全球森林政策的对话平台，它于2000年10月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立，其目标是促进所有类型森林的经营、保护和可持续发展。2007年是国际森林问题谈判进程的里程碑，UNFF第七届会议通过了《国际森林文书》，它确立了四项全球森林目标，为全球森林治理的未来指明了方向。然而，《国际森林文书》只是搭建了一个全球森林治理体系的原则性框架，内容还不够充实，安排还不够具体，且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国际森林问题谈判依然任重道远。

二十多年来，国际森林问题谈判风雨兼程、进展缓慢，其中的缘由，一方面是各国发展不平衡、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则在于森林问题的复杂性。森林不仅仅是纯自然层面的，它还关系到人类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世界森林面积略大于40亿公顷，几乎覆盖全球陆地面积的1/3，森林生态系统为20多亿人提供了庇护、食物、燃料和水源，维持了约16亿人的生计。据中方代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所长肖文发研究员介绍，森林问题与“生物多样性”这种专业单一性的议题不同，太过复杂，森林问题不但关乎人的生存发展，还涉及农业、矿业、能源、基础设施等各个行业，它的利益链条太长，触及的利益群体太多。

国家倡议会议是联合国森林论坛会议休会期间的重要活动之一，是联合国森林论坛特有的非正式磋商平台

图片来源：IISD/ENB (www.iisd.ca/forestry/cli/wiaf2015/30oct.html)

在过去22年中，人类社会的变化翻天覆地，人类文明的成就硕果累累，但全球森林面积依然在持续减少，各区域森林退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非法、过度采伐的情况仍然没能得到有效改善。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201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1990-2010年间，世界森林总面积累计缩小了13500万公顷，平均每年净减少675万公顷。森林是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存储库，森林砍伐及其造成的森林退化释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为地球带来了20%的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直接推动了全球气候变化。如果目前的状况持续下去，人类将无法实现把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以内的共同目标。

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100亿，这决定了世界对木材的需求将会是刚性的，加之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球木材产品及木材能源的需求将延续当前的增长趋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指出，当前世界最突出的生态危机就是持续的森林赤字。

危机危机，危中有机，有挑战就有机遇。虽然人类对森林资源的需求在增加，但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人类对森林的环境服务需求在不断增长，还意味着人类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能力和意愿在不断提高。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维森特·贝兹拉（Vicente Bezerra）表示，过去，发展中国家对环境生态的认识不到位，在90年代初，联合国森林问题实际上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政治对立，而在今天，所有国家都一致认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理念，认为它符合自身的利益。

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使各国都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使人类的发展道路有了共同的方向。正是由于人类环境意识的转变与深化，使森林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如今，国际社会已广泛地意识到，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减贫脱困，都离不开森林的可持续管理和经营。

专访史蒂芬妮·卡斯维尔

图片来源：IISD/ENB (http://www.iisd.ca/forestry/itto/ittc36/)

记者：您认为，此次国家倡议会议有什么样的意义？

卡斯维尔：这一次国家倡议会议既及时又有效。因为，一个由197个国家参与的国际谈判注定是进程缓慢的，各国利益不同，加上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一旦森林谈判到了联合国的正式场合（即联合国森林论坛正式会议），所有国家的立场基本上就是固定不变的了，那个时候，大家就很难再做妥协。所以，休会期间的非正式磋商和协调，就显得至关重要。

国家倡议会议是一次开放式的研讨会，会议氛围不紧张、不拘束，保留了最大的灵活性和可调整空间，大家可以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用高谈阔论，就是建设性地探讨实质性难题。因此，这次会议绝不是纸上谈兵，绝不是浪费时间。

记者：目前国际森林问题谈判最大的症结何在？

卡斯维尔：总的来说，就是 “建约之争”。也就是说，有些国家同意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森林公约”，而有些国家反对建立这样的“公约”，只希望继续加强原有的自愿性的国际森林安排。

记者：反对建立“公约”的国家是怎么想的呢？

卡斯维尔：有些国家认为，建立国际森林法律侵犯了主权和自主发展权；有些国家则认为，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是近200个国家妥协的产物，一定是低水平的，而无法律约束力的自愿性全球治理机制反而更具灵活性，水平更高。

另外，每个国家都有十分复杂的国内利益博弈。在许多国家，森林地区由当地的族群、社区或公司把控，森林资源牵涉他们的切身利益，如果要让他们保护森林，就必须给予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例如生态补偿和税费减免，对于许多贫穷国家而言，这是不太现实的。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关于“联合国森林公约”这个概念的由来。

卡斯维尔：这个“公约”实际上是美国首倡提出的。1990年，美国在“七国集团”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概念，随后，老布什政府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说服了大多数发达国家接受建立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森林公约”这一立场。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公约”。

记者：当时各国反应如何？

卡斯维尔：当时，发展中国家很团结，共同持反对态度，认为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是附加政治条件的，他们担心，这是西方企图控制全球森林管理权和国际木材贸易规则的“阴谋”。因此，当时的格局是南北对峙。

记者：那么，和当时相比，现在的谈判格局发生变化了吗？

卡斯维尔：如今的格局比较杂乱。1992年环发大会之后，美国很愤怒，感觉发展中国家对自己不信任，慢慢变得不太积极了。欧洲国家则进行了区域合作，正在开展有法律约束力的森林公约谈判，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支持建立“全球公约”。非洲、南美洲、亚洲方面则发生了分化。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年表现活跃积极的某些国家如今对“公约”很冷淡，而许多当年持反对态度的国家现在却在大力推动“公约”谈判进程。

记者：这些国家转变立场的原因是什么？

卡斯维尔：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立场，国内局势、国际环境和思想认识的变化都会促使国家利益不断发生变动。我无法清楚地知道各个国家的真实意图和背后考量是什么，但我可以简单举几个例子。

例如，部分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原本默许非法采伐，以获得国际贸易顺差，但其国际形象和国际环境也随之恶化，颜面尽失，不得不改变立场。又如，在一些国家，农林和环保部门原本不受重视，但国家发展战略的改变使这些部门的地位提高了，当他们的声音能够影响到政府决策了，这些国家的立场也就随之转变了。比如说，中国现在就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这自然会影响中国的国际生态政策。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国际森林谈判中的角色？

卡斯维尔：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一言一行都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之下，但是中国自身也许是在十几年前才开始发觉自身的全球影响力原来这么大。在20多年的谈判进程中，中国慢慢地转变态度、转变形象，近年来变得越来越活跃，积极主动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如今，中国是谈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

这次国家倡议会议就是由中国主动发起的，并得到了美国、德国、瑞士、芬兰等国的大力支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这足以表明中国在国际森林谈判中的影响力在日益增强。全世界都期待着中国在2015年第十一届联合国森林论坛上的表现。

记者：我注意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抱怨发达国家没有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卡斯维尔：森林管理是需要很多资金的，高效低成本的森林管理则需要先进的科技。技术转让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在许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政府并不拥有先进科技的知识产权，企业和个人才是技术的真正所有者，政府无法号令私人机构或个人去把技术交给其他人，他们有自己的国际业务和活动。

资金援助方面，我想说的是，一些国家总在抱怨发达国家不给钱，或者给了钱却附加条件，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一些发展中国家财政不透明、法律不完善、投资环境差、腐败指数高、国家治理水平低，这使我们无法予其资助，否则我们就无法向议会和纳税人交待。

记者：非常感谢您在繁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卡斯维尔：我很荣幸，谢谢绿色中国对国际森林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