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长天一色，碧波云影徘徊；浩淼千里，了无尘迹，远山葱茏，深树浅草；鸟鸣鱼跃，图画难足。⋯⋯

这里是丹江口水库，南水北调中线源头。

很快，这泓碧水就将沿着千里明渠一路向北，滋润河南、河北、北京、天津。

南水北调，这一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跨流域生态调水工程，历经半个世纪，终于由构想变成现实。

然而，南水北调工程的意义绝不止于“调水”。据记者观察，为了保证水源水质，保护调水过程中的水质，中线工程引水渠沿线同时形成了一条巨大的绿色长廊；不仅如此，自汉江发源地秦岭地区，直到鄂豫交界处的丹江口库区，汉江流域及周边形成了陕西、湖北、河南3省、8市、43个县，9.5万平方公里的巨大生态区。

这个相当于国土面积1%的区域范围内，由于南水北调工程的带动和促进，城乡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地方发展方式迅速转变，工业、农业的清洁生产和生态化水平大大提高，水土保持工作持续改善，农村与小城镇建设可圈可点，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记者实地采访的10余个县域内，基层民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如果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推动了山东、江苏两省区域环保格局变化，攻克诸多水污染治理难题，形成了较发达地区环保经验，那么，中线工程则是规模空前的、较落后地区的生态实践，其根本的意义在于，利用我国制度优势，大范围探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并行、互相促进的模式，及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和长期效果——虽然这一探索中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虽然这一效果还有待时间检验，虽然这一实践存在一定的风险，至少目前看来是比较成功的。

环保基础设施强化，历史难题一朝得解

今年9月中旬，记者与南水北调办公室一行从北京赴陕西，沿汉江一路由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十堰市最终到达南阳市淅川县陶岔渠首，途经南郑、紫阳、淅川、西峡等10个县（区），实地见证了9.5万平方公里区域内水质保护的点滴。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行走在秦巴山区的几天里，天天有雨，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时常成为中央媒体团的谈资。

中线水源区流域面积9.5万平方公里，包括河南南阳、洛阳、三门峡，湖北十堰、神农架，陕西安康、汉中、商洛共8市（区）43个县，其中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29个，省级扶贫重点县8个。这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财政重点补助和扶贫开发的重点地区之一，也是中线水源保护重点区域。尤其是陕西省的安康、汉中和商洛，均处于山区，交通不便，生存区域狭窄，主城区基本沿汉江或其支流而建，是汉江上游水质保护的重中之重。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初期，水源区仅十堰市和东风汽车公司、安康市、汉中市、西峡县等有污水处理厂共5座，污水处理能力为24万吨/天。”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于幼军说，而水源区43个县（市、区）的城区污水排放总量为111万吨/天。由于污水处理能力不足，大量城镇污水直排河道，最终汇入丹江口水库。

“十一五”前，水源区仅十堰市有1座能力为450吨/天的垃圾填埋场，其他各市、县和乡镇都没有垃圾处理设施，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现象较为普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堆放在汉、丹江两岸及丹江口水库库周。

丹江口水库丹江口胡家岭站

为改变这一局面，“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在水源区安排新建污水处理厂174座、新增污水处理能力152万吨/天，新建垃圾处理场98座、新增垃圾处理能力8500吨/天。“项目总投资78.5亿元，覆盖了水源区所有县级以上城市和重点乡镇（丹江口水库库周以及汉江、丹江、主要入库河流周边），”南水北调办公室环保司副司长范治晖告诉记者，目前县城以上污水处理厂已全面建成，重点镇污水处理厂全面开工，城市污水实现了达标排放，垃圾得到了无害化处理，彻底改变了水源区污水直排和垃圾乱扔乱倒的现象，对保护水质起到了关键作用。

紫阳县县城污水处理厂就是新建项目之一。紫阳县城依山临江，是一座“陡峭”的山城，各种建筑层层叠叠，包裹在山壁上。污水处理厂建设在紫阳隧道东出口外侧，14亩的狭小空间担负着1平方公里内6万人的生活污水处理任务，日处理能力8000吨，出水水质达到一级B标准。污水处理厂一侧紧临汉江，江边竖立着醒目的标牌“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一艘打捞船正在江面作业，打捞洪水夹带的杂物。

“目前安康市21个县城以上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行或试运行，17个镇级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已在建。”安康市副市长梁志坚告诉记者。

农村环境整治对于保护水质来说十分重要。由于经济落后，汉江流域绝大多数农村此前几乎没有任何环境设施，垃圾、污水随意排放的情况十分普遍。不过，如今已经变了样。

街道整洁，小楼林立，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农户家前院后庭整齐干净，广场上喷泉激扬随歌起舞。在陕西省汉中市高土坝村，眼前的移民安置社区让记者耳目一新。

“社区规模越来越大，日常的垃圾、污水处理成了问题。我们探索出垃圾生活污水集中无害化处置的方法，先用三格式化粪池处理，经由人工湿地二次处理后，排放的水可以用来养鱼、灌溉农田或苗木。”村党支部书记王琨告诉记者，即便是独居户的生活污水也不能乱排乱倒，要经过“庭院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才能排放。

而在十堰市神定河上游沿线，对“农家乐”休闲旅游区的污染治理也颇有特色。“我们引进使用了小型一体化治污设备，加上小型人工湿地治理，基本上解决了不同规模的农家乐污水排放问题。”十堰市茅箭区南水北调办主任王传润介绍说，处理能力5吨/日的设备目前安装了15台，10吨/日的一台，吨处理成本0.7元左右，设备费用则根据成本大小由市、区以及农家乐业主共同承担。“区南水北调办、环保分局还与各农家乐签订了管理使用责任书，同时实行计数器登记检查制度。”

位于丹江口水库的水质监测站

说起神定河，不得不说与之“齐名”的泗河、犟河、官山河、剑河等穿越十堰市的河流，由于历史原因，这五条河流水质大都为V类或劣V类。十堰市市委书记周霁创造性地提出了先治本后治标，先治污后治河，先地下后地上，先功能后景观等“九先九后”的治理方针，“截止目前，五河治理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0.38亿元，完成管网建设557公里，整治排污口497个，完成河道清淤68公里，建成生态河岸14.43公里；关停污染企业20家，农家乐治理达标100家，清除畜禽养殖131户、宰杀生猪16722头。”十堰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吴世杰如数家珍地告诉记者。

记者进入到位于十堰市茅箭区武当路车站沟的一处施工中的下水道内，看到工人正在改建雨污分流管道。“几个月前清污的时候臭得很，几十年淤积的脏东西把这里堵了一大半，”正在作业的年轻小工秦风立告诉记者，他已经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每天工作10小时。

“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不到两年就解决了。”已经无数次进出下水道的十堰市副市长沈学强说，目前这5条河水质已明显改善，如官山河水质从原来的V类提高到III类，其他河流主要污染物浓度较2012年下降了50%以上。

“不黑、不臭、水质明显改善，”范治晖说，这几条河流已经实现阶段性治理目标。

发展方式强力转变，生死转型先苦后甜

“自2006年以来，中线水源区各地方已关停规模以上企业超过500家，同时还依法取缔小矿山、小冶炼、小造纸、小水泥等‘十五小’企业千余家。”范治晖告诉记者，各个地方都做出了较大牺牲，地方发展方式正处于深度转变的阵痛期。

长期以来，水源区大量的矿物采选及冶炼、化工、汽车电镀、黄姜皂素、特色中草药加工等特色产业优势明显，这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部分废水和废渣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污染比较严重。据了解，中线工程开工后，按照两期规划，对重点排污企业实施了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和废水达标排放再治理。对于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达标无望的重污染企业，地方政府坚决予以关停。

黄姜种植和加工业是水源区各地方的特色产业，门槛低、见效快，不但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经济支柱，而且还是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但是，黄姜加工传统工艺用水量大，排放的废水污染物浓度高，化学需氧量浓度往往达到每升上万毫克，是一般生活污水的几百甚至上千倍，以前这些废水大部分直排河道，使得水体又黑又臭。

“一吨黄姜只能形成千分之六的皂素，以往提炼一吨黄姜皂素就需要20吨硫酸，这意味着70%的水、15%的淀粉和纤维素只能当作废弃物直排汉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博士潘涔轩说。

“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和地方对黄姜加工产业进行了系统治理，”范治晖介绍说，国家发改委将其纳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环境保护部制订了黄姜行业废水排放标准，据此对不能达标排放的200多家中小黄姜加工企业实施了关停。科技部加大投入，在仅剩几家规模较大且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开展废水治理科技攻关。

“2014年，年产300吨的黄姜皂素生产项目通过陕西省环保厅验收。”在陕西省山阳县金川封幸化工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潘涔轩告诉记者，目前生产1吨皂素只需两吨硫酸，还能循环使用，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减排九成以上，实现达标排放。同时，废弃物加工生产的有机肥可还田继续种植黄姜或茶树，回收的淀粉加工后可做饲料。

随着大部分黄江皂素生产企业关停或者升级的各类企业数不胜数。

“南水北调始于南阳，渠首调水，始于淅川。”丹江口水库总面积的近一半都在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境内，陶岔渠首也在淅川。淅川县九成以上的面积被化为核心水源区，修建丹江口水库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两次动迁移民近40万人，大部分耕地被淹没。这里不再是“一脚踏出四两油，一收十年粮不愁”的膏腴之地。工业企业已经成了当地经济的顶梁柱。但是，在水质保护的刚性要求下，淅川县丰源氯碱公司、南阳泰龙纸业等350家化工、造纸、冶炼企业被关停并转；曾经的排污大户淅水集团则斥资5亿元上马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纯低温余热发电等60余项新技术完成转型升级；淅铝集团关闭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矿热炉和电解铝生产线，上马了彩铝板等一批高科技环保生产线，成功转型并跻身“全国民营企业500强”。

曾一度下滑四成财政收入的淅川县，借力南水北调完成了生产方式转变的“第一季”。但对淅川县来说，不仅仅是“岸上”的产业要转变，库区原来的渔民也要转变生产方式——上岸。除了移民之外，这或许是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共同遇到的、最为痛苦的环节。

库区居民靠水吃水，过去的数年间，在当地政府的扶植下，网箱养殖已经成为不少乡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淅川县马蹬镇关防村，一处废弃的院落内，堆积如山的网箱足以说明此前这里养殖业的兴旺。

“我家有20多个网箱，一年能挣30多万吧。”46岁的中等养殖户闫朝建告诉记者，今年5月份，网箱被取缔，每个网箱政府补偿1200元，不到成本的三成。

据介绍，这个村子一二百户人家，每家平均4口人却只能分到不足一亩薄地，只有养鱼。但养鱼前期投资大，取缔的补偿款又少，“刚开始心里很别扭，影响到生活了。”闫朝建希望地方扶植发展林果种植业，“靠山吃山”。

取缔网箱的过程中，养殖大户唐富军可没少让齐年柱省心。齐年柱是负责马蹬镇相关工作的科级干部，而唐富军则是当地的头号养殖户，多年的滚动发展，全部资金都用于扩大规模，取缔前已有80多个网箱。“每个网箱补贴1200元，唐富军要亏损24万多元，亏得太多了。”齐年柱告诉记者，当时找唐富军做工作很难，“总躲起来不见。”不过，最终唐富军还是想通了，积极主动放鱼入库，转行搞游船，开始发展旅游服务业。

“仓房镇党子口村的刘明瑞有280多个网箱，香花镇的刘德美不但有网箱还建了两座冷库，香花镇的王太政从10个网箱发展到现在的近300箱⋯⋯”淅川县水产局办公室主任刘德中扳着指头一口气数了十几个大户，“但几个月前全都默默拆除了网箱，不讲代价，不计得失。全县总计网箱41729箱，截至目前，已经清理37528箱，剩鱼集中暂存在其余的几千箱里。”

“渔民转型很难，”齐年柱说，当地政府出台了10条扶持政策帮助渔民转产转业，包括贴息信贷、税收优惠、加强转产培训等。

实际上，淅川县近两年来已经较为深入地探索了生态产业发展路径。茶叶、金银花、湖桑、玫瑰、核桃等既能保护生态、经济效益又高的作物，通过“公司+基地+农户”和“合作社+基地+农户”等方式，已经蓬勃发展起来。大石桥乡的西岭村已经种植了2万亩竹柳，安排就业岗位240个；香花镇规划的10万亩玫瑰基地去年11月开始整治土地，到现在已经种了4800亩；毛堂乡吸引10多家企业投资建设茶叶基地18个，种植茶叶3万多亩，老城镇竹子基地今年可望发展到1万亩。工业、农业的这次大变身被当地人士称之为“生死转型”。

这样的“生死转型”同样发生在水源区内其他地区。比如，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近年来大力培育生态工业、生态农业，中药制药、猕猴桃、山茱萸、香菇等特色产业已经形成品牌，成为当地支柱产业。

千里廊道守护干渠，三省生态格局初定

在大雨中，站在汉江或其支流岸边，但见浩荡洪水混黄一片。

“河流10里水自清，”范治晖说，山洪中夹带的泥沙虽然对库区水质没有影响，但也说明秦巴山区水土流失严重的现状。

据统计，中线工程开工前，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约占水源区总面积的38.6%。水土流失不但使河道和水库淤积，降低水源涵养以及河道、水库调蓄能力，还会将大量的农药、化肥等污染物带入河道污染水质。

为有效遏制水源区水土流失，两期规划安排投资近60亿元，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两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任务（占水源区水土流失总面积的56.1%），年均减少土壤侵蚀0.6亿吨。目前，已完成治理面积1.7万平方公里，占计划治理任务的82.5%。

河南省淅川县发展绿色种植业，同时兼具水土保持、荒山绿化和带动农民致富的效果；陕西省采取综合措施，统筹种植业结构调整、生态移民与水土流失治理，逐步将依赖坡耕地生产的农民搬出深山，从根本上恢复山区植被，同时在山脚缓坡区建设高标准梯田解决群众口粮问题，山腰退耕发展板栗、核桃等经济作物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初步统计，水土保持项目实施后，仅安康市就带动7万余人实现脱贫。

此外，丹江口库区人多地少，“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土地利用特征明显，据不完全统计，仅库周1公里范围内就有居住人口29万、耕地36.7万亩，每年约有2.6万吨农药、化肥进入丹江口水库，直接影响水质安全。

“为治理库周面源污染、阻隔污染物进入水库，我们提出要建设环库生态隔离带，”于幼军告诉记者，“十二五”期间的目标是在库周1公里范围内形成环库生态屏障。主要措施包括人工造林、森林抚育、封山育林等，还拟将库周1公里范围内的36.7万亩耕地全部纳入国家新一轮的退耕还林计划，加快建设生态林，同时，加快种、养殖业调整步伐，发展绿色高效农业和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结合沼气池建设、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开展农村面源污染综合整治。“十三五”期间，拟再将生态隔离带范围向外延伸3公里，从根本上解决库周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为整个水源区开展面源污染防治积累经验。

“河南已经建成3.3万亩生态带，完成现阶段工作计划的近9成。”河南省南水北调办的环境移民处处长王家永告诉记者。

除了库区周围及流域环境保护，输水过程中的水质保护也至关重要。

中线输水线路全长1432公里，其中明渠段1196公里，暗涵236公里，明渠全部与周边水系立交，不与地表水发生水体交换，两侧地表水对总干渠水质不会造成污染。

“输水过程中产生的水质污染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于幼军介绍说，一是部分高于渠道运行水位的地下水如果被污染，可能渗入总干渠带来的污染风险；二是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运输途中，在穿越总干渠桥梁时可能突发交通事故带来的污染风险；三是输水沿线大气污染物沉降带来的污染风险。

为防范上述污染风险，南水北调办会同环境保护部等各部委，划定了总干渠两侧水源保护区，严格保护区内环保监管，严控新建项目等，河南省仅在2013年就在总干渠两侧保护区范围内拒批新上建设项目400多个。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对总干渠两侧水源保护区进行执法专项检查，指导和督促沿线环保执法部门加大对排污企业和入河排污口的清理排查，提高干线水质安全保障水平。

同时，开展总干渠两侧内排段地下水现状调查，防范地下水污染风险，制订通水水质监测方案和应急预案，加强水质监控，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更大规模的保护，则是建设中线输水总干渠两侧生态带，形成千里生态廊道。

“生态廊道一方面可以促进总干渠两侧种养殖业结构调整，减少农药、化肥使用和畜禽粪便排放，外迁部分企业减少点源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还可以充分发挥植物的生态作用，阻隔和分解部分污染物。”范治晖说。

生态廊道建设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淅川段防护林建设规划已经开始实施，两侧各形成100米宽的景观生态廊道。”淅川县县长赵鹏介绍说，通过引进林业企业，与当地种植户和农民合作，生态廊道不仅能确保输水干渠水质安全，还可以成为南水北调观光旅游带以及城区居民休闲场所，并产生一定的长期经济效益。

双赢机制正在进一步完善

记者在丹江口水库看到，“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网丹江口水库丹江口胡家岭站”的建筑设施，内部设备正在运行，其中的自动监测数据实时显示着监测区域内的水质变化情况。

“水质监测网络至关重要。”范治晖介绍说，目前，水源区各治污控制单元水质监测系统、省界断面水质监测系统、渠首水质监测应急和监督决策系统等正在不断完善，监测水平和监测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比如，“十二五”规划专门安排投资8000多万元，在渠首建设了跨行政区、跨部门、跨行业的水环境响应、监测、传输、应急及决策系统（中心）。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基于水源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保护水质带来的发展限制，其长效机制建立的根本出发点，是必须解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质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

2012年，国务院批复了《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水源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增强水源区自我发展能力。虽然各地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也摸索出了不少成功的转型路径，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也看到，各地方，尤其是县级以下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短缺，尤其是部分国家财政预算内的扶持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地方不少被强制关闭企业的遗留问题、被取缔了网箱的渔民的补偿款问题以及后续发展问题，都受制于此。

“目前已经建立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范治晖说，2008年起，中央财政率先将水源区43个县全部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享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2012年还将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运行费用作为特殊支出纳入补偿范围，进一步加大生态转移支付力度。目前，中央财政已累计下达转移支付资金147亿多元。

基于地方实际情况，南水北调办正在争取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如在工程供水水价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水质保护等。

此外，对口协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考虑到水源区的重大贡献，水源区与输水沿线地区的互助合作已经展开。”范治晖表示，近1年多来，北京市分别与河南、湖北两省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安排5000万元支持河南省淅川县金银花种植基地建设；北京市还制订了《南水北调对口协作规划》，确定北京市16个区（县）与河南、湖北两省16个县（市、区）建立“一对一”结对关系，每年安排5亿元引导资金用于对口协作重点领域，支持两省推动生态特色产业发展、提高基层公共服务水平、深化技术交流合作、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