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3月，中国大地又进入了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政府的换届与中国经济的转型，牵动着世人的目光。高关注的背后是高期待，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展现出的新气象，让国人期待今年的两会带来更多的惊喜与希望。

这次两会中，中国梦、改革、经济转型、美丽中国等词汇成为代表委员们谈论的焦点，而这一切都将归结到经济发展上，没有良好的发展，一切都是空谈。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多种考验：改革进入攻坚期，转型进入关键期，外部冲击持续，投资冲动难抑。中国需要破茧前行。

转变经济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保持物价稳定，在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多个经济目标有所调整，值得关注。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由去年的4%左右，降至3.5%左右。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5%左右，连续第二年位于8%以下。维持这一数字，为中国转方式、调结构预留了空间。

以消费扩内需，以民间投资激发市场活力，以经济转型促使产业调整，以城镇化破解中国经济之围。代表委员们从各自角度出发，谏言献策，看得出大家对新一届政府都寄予厚望。

进入关键期的经济转型

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全面下调主要经济指标及大幅增加财政赤字两项措施，倒逼中国经济转型。专家认为，此举反映中央不再片面追求GDP数字增长，而是释放财政红利扩大内需，为经济注入持久动力。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指出，主要经济目标全面下调，反映中央对经济形势保持谨慎态度，7.5%的增长目标是符合实际情况，未来30年内6%至8%的增速将成为常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则指出，今年内地经济环境好于去年，前三季度都会处于上升区间，7.5%是留有余地的目标，实际是反映中央希望放慢增长步伐的意图。

他说，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按惯例公布经济增长目标，即意在淡化外界对GDP数字的敏感度，特别是防止政府换届所带来的地方政府对高增长的盲目追求，将重心转移到经济结构调整上。

全国人大代表、华峰集团董事局主席尤小平指出，财税政策要注重发挥地区的发展优势和特点。如对工业、制造业发达的地区，要支持其支柱产业的高端化和优化发展；对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要鼓励相关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东莞市长袁宝成认为，东莞发展需要有节奏地发展，要有一个和城市产业结构相吻合的速度。“近两年我们很对不起省政府，去年GDP增速排名倒数第二，今年好像也是倒数。希望大家给我时间，结构调整压力很大，结构调整好了，东莞肯定会有比较好的发展速度。”

全国人大代表、江门市长庞国梅在谈到经济发展如何更好地向质量和效益转型时表示，首先要处理好促进大企业发展与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关系。从江门来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以轻工业为主的结构，通过引进南车、台山核电、火电、海信等一批大项目，实现了以装备制造、新能源为支柱的重型化，以大项目带动大发展。第二是要处理好积极培育战略新兴产业与推进传统产业转型提升的关系。从江门来看，目前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接近1/4，而同时传统产业占比仍然达到1/3。为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要坚持积极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和转型提升传统产业并重并举。第三是要处理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与注重促进增资扩产的关系。

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杨元庆说：“我所提到的给企业减税以及创造更加良好的消费环境，其实都是为了促进内需，促进国内消费对于GDP增长的带动。途径有两方面，一个是提高收入，一个是营造好的消费环境。”

杨元庆认为，政府收了更多的税去保障社会的养老、医疗，不如去扶持更多的好企业，让这些好企业健康并且有竞争力能赚钱。这样企业就会给员工提高工资和福利的待遇。政府怎样能够培育这样的企业？首先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其次要减少企业的各种税负。

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他的建议内容为希望有关帮助小微企业、扶持农村自营经济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建立健全，因为许多进城务工人员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小微企业的缔造者：“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在创业，他们创业是特别难的，他们不太容易得到银行的支持，也没有有钱的父母，也没有官员的亲属，这些要靠他们自身的拼搏，我们要更多的给他们创造条件和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说：“我们都知道，小微企业的困局，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困局，中国经济要在未来保持健康较快的增长，小微企业是发展基础。”

“现在很多小微企业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曹德旺细数小微企业的难处：融资难、生存难、招工难、负税重、服务难。他举例说，在一些地方政府普遍“抓大放小”、“税收贡献是衡量企业的硬道理”等经济发展思路之下，小微企业在各种生产资料的获得上也受到了严重挤压。

曹德旺认为，国家应出台更加明确的条文划分大、中、小、微企业的界定与区别，明确小与微企业身份，以利于帮扶政策的操作。同时要明确小微企业可享受的帮扶范围，做到帮扶切实有效。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认为，实体经济如果得不到有效扶持，中国经济将面临很多弯路和问题。他指出，“尽管国家颁布了一些诸如‘新36条’等优惠政策，但是从事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依然面临着很多困境。”张天任把目前我国实体经济所遇到的问题总结为：面临“成本太高、利润太薄”的压力；过度垄断使民间资本投资无门，实体中小企业发展空间严重受限；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市场需求萎缩，订单大幅减少，实体中小企业产能过剩严重；中小企业创新转型资源不足，能力不够，举步维艰。

张天任通过调研得知，在对实体经济缺乏信心的情况下，很多人把原本应该用于实体经济投资的钱用在了炒房、炒股、放高利贷上。他认为，脱离实体经济，过度炒作资产，不仅影响经济发展，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还会增加经济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因此张天任建议，通过五条措施扶持实体经济：强化政策支持，打造融资平台，完善财税制度，推动转型升级，优化服务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认为，要让企业在实体经济中有钱可赚，他建议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税收支持。“当前，企业税费仍然很重，中央出台的减税措施力度还可更大一些。同时，国家还要推进税制改革，使我国税收收入从增值税等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向以房产税等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转型，最终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今麦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现国认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除了自身的阶段性问题，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税收问题、创新动力问题，都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及时有力的“顶层设计”。“政府要从大局、长远着眼，以务实、缜密的思路制定实体经济振兴战略。以坚定的信心和强有力的手段推进实体经济，夯实产业基础。相信这是做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至关重要的方面。”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在消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迫在眉睫。人口红利消失后，原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要发生变化。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投入劳动力和资本，经济即可以取得高速增长发展。未来这种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可能继续。

他建议，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转入依靠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上，否则就会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蛋糕难以做大的情况。

城镇化能否成为中国经济的不竭动力

城镇化，既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绕不过的一道坎，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机遇。在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四化”中，国际舆论对城镇化讨论最多。新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人们期待在两会上看到其更明确的路径。政府工作报告对城镇化予以详尽阐述并提出了发展愿景，受到两会代表委员和会外专家的热议和关注。

代表委员认为，在推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粮食生产、人口、环境、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直接关系到城镇化能否可持续发展。而作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的主要引擎之一，城镇化扔有很多需要解决和思考的问题，人口转移过程中的扶贫、社会保障等问题解决起来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你算算，就业保障、住房、社保、医保、子女教育，种种问题加一块，投入可不少。尤其是住房，就是在二三线城市，一个四口之家的农民工家庭，没有10万元以上的积蓄，怎么能融入城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书记颜辉说。

来自山东省曹县磐石街道办五里墩村的全国人大代表王银香，对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已经出现无序化的苗头感到十分担心。

“不能单纯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要充分考虑人作为城镇主体的实际需求。我们需要速度和规模，但更要有质量。”王银香说。

全国人大代表辜胜阻说:“农民进城，如果只是简单换个户口本，而土地制度、公共服务体制、财税体制、保障房和住房制度等方面改革跟不上，他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同时还会加剧大城市恶性膨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要对农民土地进行确权，在农村土地流转上做文章，让农民有财产性收益，这样才能真正有融入城市的本钱。

全国人大代表康仁来自甘肃，已经在甘肃建投的建筑工地上干了33年。他认为，一位进城的农民要真正转变为新工人，融入城市，离不开自身的刻苦学习与素质提升。“农民改变自己的命运关键是培训提升，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升需要各级政府为农民工提供机会。”

作为全国环卫工人的惟一代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大街道环卫所路段班长谢智波更希望社会了解农民工的难处。在他的调研中，农民工有三难。谢智波说：“第一，住房难。很多环卫工人都是自己租房，能够享受公租房的，还比较少。”现在谢智波一家4口挤在一间13平方米的房子里。“第二，入学难。”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绝大多数都留在老家，教育跟不上，也人为地割裂了两代人的情感联系。“三是保障难。”谢智波说，农民工感觉没有得到城市认可，不少人没有签劳动合同，五险一金也无从谈起。

来自重庆建工集团的刘钟俊代表说，农民工融入城市，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要农民工提高自己的素养，在生活方式、居民素质上成为一名市民，同时也需其所在的城市创造条件接纳农民工，让农民工有归属感。而归属感归根结底就是同在一座城市，应该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他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的权益经常受到侵犯，拖欠、克扣工资等时有发生，应该在权益保障上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

“中国人多地少，城镇化要推进，绝不能危及粮食安全。城镇化率如果超过60％，意味着七八亿人进城，资源能源能否支撑也是个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何健说。

全国人大代表、保定市市长马誉峰认为，首先要从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把小城镇做好，把中等城市扩容，而不是农民都涌入大城市。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农业大学校长王志刚认为，城镇化一定要与农业现代化同步，二者互为前提。只有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稳定生活，才能实现土地集中，才能发展现代农业；而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可以帮助农业现代化，而且可以向农村辐射更好的公共服务。“只有这样，农村条件才会逐渐改善，城乡差别也会逐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实现。”

“我最担心城镇化将农村人口吸引到城镇，种地的人少了，影响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应。”全国人大代表、27岁的大学生村官牙生·吐尔逊说。同样的疑问也困扰着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高淳县武家嘴村党委书记武继军说：“现在村里种地的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许多人连字都不认识，技术也不懂，怎么搞现代农业？”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县长席文海说，在现有耕地不变的前提下，让日益减少的农业人口来保障粮食供应，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和农业合作化组织。此外，还要通过科技兴农，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市市长周乃翔认为，城镇化的重点在于提升农村这块“短板”，只有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才能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的发展格局。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市长魏国强说：“推进城镇化特别要注意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建设和完善，要考虑由速度的扩张转到质量的提升上，要注意城乡统筹。”

全国政协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表示，城镇化发展之路应走融资的市场化。他认为，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让城镇化得以更健康地发展，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应当在融资中遵循市场规律。融资的渠道可以是银行贷款、财政拨款、也可以是诸如地方债券、市场本身等其他融资渠道。

全国人大代表徐爱华认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还有待提升，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新时期城乡社会管理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

徐爱华认为，为加快构建配置合理、功能完善、便捷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城乡、区域均衡、全民共享，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创新政府管理机制，动员企业与民间多元化社会力量参与，从而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与城乡社会统筹机制建设。

“城镇化冒进思潮，正处在萌芽状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也提醒，“中国城镇化一定要建设集约型城镇化、反对铺张浪费型城镇化，防止大干、快上、浮夸、冒进”。

尽管土地问题持续吃紧，农民市民化问题越来越突显，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问题还有待改善，但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必须向前推进。因为13亿人的城镇化之路是内需的主要拉动者，只要我们努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民真正变成市民，推进城乡居民低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一体化并提高保障水平，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完全有可能的。

创新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增强创新自信，深化科技体制改革……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起于科技创新，最后落在实现“中国梦”上。从创新路到“中国梦”，寓意深远。

两会上，“创新梦”作为“中国梦”的一种体现和表达，也引人关注。代表委员们认为，近年来，从神九飞天到“蛟龙”探海，从高铁飞驰到科技兴农，一系列创新突破提升了国家实力，也让国际媒体惊叹“创新势头在地理上正向东方转移”。而今天的中华号巨轮，比以往更加需要创新动力。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仁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秦升益说，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后感到深受鼓舞，尤其他谈到创新自信，可以说这是说到了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心坎上。“我之所以有今天，靠的就是自信，因为只有有了自信才有自觉的行为，有了自觉的行为才有可能获得自强的结果。国家领导人能提出创新自信对我们创新者而言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认为，政府应支持成果转化，“科技成果为什么转化难？首先是选题的问题，在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中，我们要注意从工业化和社会化、城镇化方面，提出重要的选题，为我们的工作开好头。同时，在成果转化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现、分析市场机制和资本流向中的薄弱环节，给予支持，从而真正创造价值。”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建议适度放宽创业板上市条件，降低业绩门槛。对于那些符合或者紧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例如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电子商务等领域，在保证企业信息披露真实、有效和充分的前提下，可考虑大幅度降低赢利要求。同时可适度放宽成长连续性指标，建议将该指标改为“复合增长”指标，降低宏观经济波动或相关政策波动等因素对企业上市带来的不利影响。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协副主席邓中翰认为，“泛在网”技术研究刻不容缓。他说，我们现在提倡的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这新“四化”里的信息化，我认为是经历了数字信息化和网络信息化之后，马上要迎来的以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为特征的新的智能信息化，也就是所谓的“泛在网”，这将是未来的一个重要趋势。我呼吁国家从现在开始认真地研究“泛在网”技术，从而更好地迎接新的智能信息化浪潮的到来，形成自己独特的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从而形成我们新兴的产业以及应用和服务，带动中国信息化去追赶世界的前沿，在这方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全国人大代表、金山软件公司董事长、小米科技CEO雷军认为，加快我国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对培养我国企业专利转化意识，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加强企业专利创造、管理、保护和运用能力，促进企业的产业技术升级，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等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黄布毅说，中西部地区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重大项目申报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争取国家级经费支持也明显少于发达地区，而且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科技项目和资金不足，不仅严重影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严重影响中西部地区人才的成长环境，导致优秀人才流失，进一步制约了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新乡市市长王战营说，国家的科技投入一般采用项目招标制，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和研究所由于人才凋零、科技集成度低、信息落后及评委的偏好等原因，很难竞争过东部发达地区，中标率低，这种“弱者恒弱”的格局使得区域间的科技创新水平差距越来越大。

全国政协委员吴超带来一份“中国芯片产业问题及对策”的提案：我国已成世界最大的芯片消耗国，每年为此消耗的外汇超过石油进口。过去10年国家向芯片产业投入巨资，但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他大声疾呼，如不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会成倍增长。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林毅夫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发展中的经济体，如果懂得利用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的后发优势，可以达到一倍于或者两倍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并且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期。

“人才是创新的核心。”全国政协委员赵振铣说，只有进一步形成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的良好环境和政策优势，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掌握主动。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创新不是华山一条路，也没有终南捷径。走好创新之路，需要“定位仪”，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用好国内国际两种科技资源。无论是历史教训还是现实挑战，都告诉我们创新是一场“生死竞逐”，不进则退，进慢了也是退。只有奋力走好自主创新道路，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惊人一跃”，中国才能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