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灾后必有大疫”，地震之后灾区厕所大部分毁坏，如不解决人们的如厕问题，将极有可能导致水源污染和严重的疫情发生。四川成都野草文化传播中心，是当年地震灾区生态旱厕的执行机构;他们三个月在农村修一百多个旱厕;随着各种争议不断，他们又成功转型，在城市农耕之路开始了新的起航。

　　地震带来的转折

　　何磊，1980年出生在绵阳盐亭,18岁当兵，先后从事报刊发行和广告、记者、编辑、副站长等职务。在做媒体的过程中，何磊开始热衷关注环境保护，并经常在各种公益机构做志愿者。

　　2004年，何磊与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绿色社区发展中心”，挂靠在大熊猫之友联合会下面。这家机构成为野草生态文化传播中心的前身。之后的几年间，何磊他们成立了绿色社区网，在社区做过心理咨询、周末音乐会，还做过法律援助，组织过志愿者团队，2004年甚至还成立了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民乐团。当时的尝试虽多，但并没有找到明确的机构定位，最初的几个创始人也属于“凑钱上班”的状态。2007年，何磊和杨振清等几个人借资进行了工商注册，“野草生态文化传播中心”正式成立，立足时代文化语境，对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进行解读。当时的野草拥有30多家合作单位，资金来源主要是两部分：一是商家的赞助，二是接受服务的社区的付费。

　　2008年，野草尝试通过与企业的合作来获得发展，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当时，成都当地的一个开发商找到野草负责人，表示希望将环保元素注入到地产中，5月11日，双方达成意向，计划5月17日去彭州小鱼洞和银场沟做实地考察，但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第二天四川就发生了地震。

　　地震打乱了野草的原有计划，使野草的所有工作被迫停了一周，更对机构成员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大家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思考自己究竟能为震中的灾民做些什么。为了不给救援添乱，野草机构暂时按兵不动，直到野草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中华环保基金会找到何磊——中华环保基金会想要野草机构接手灾后重建的一个水源保护项目，即在四川灾区发展生态旱厕。

　　此前，野草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城市社区，对农村地区缺乏了解，关于地震灾区的很多基础性数据也是从网上或别的地方获知。中华环保基金会的提议使野草机构开始将目光由城市转向农村，通过对前线各种信息进行梳理，大家发现厕所问题的确是在震区重建工作中极易被忽略的问题之一。了解这些情况后，有着多年环保工作经验的“野草”人十分担忧。大家一致认为生态旱厕这个项目具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因而毅然接了下来。

　　三个月修一百多个旱厕

　　当时做生态厕所项目的NGO很多，但野草具有本土化信息优势，并拥有中华环保基金会的资助与广西九三学社团队、清水同盟的技术支持，因此项目进行得很顺利。野草最初选定的项目地是省林业厅介绍的白水河保护区中坝村。当时，旱厕做得很简单，外墙甚至不过是围一块布。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村民非常支持和拥护这个项目，并且由于村民的高度参与，该项目不再仅仅是建造一个旱厕，而成了整个社区的凝聚力提升工程。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尝试，“野草”人的信心和热情空前高涨。很快，他们在绵竹市拱星镇红旗村选择了建设一个永续型的点，并得到了当时红旗村村书记的大力支持。老书记的话更令何磊颇感意外，他没有给何磊讲这里的受灾情况多么严重，而是大谈未来的规划。老书记收集了很多关于绿色产业及城乡合作社的资料，并希望结合农村社区的优势建设生态农庄。何磊为老书记这种真真正正为人民办实事的精神所感动，但他还是坦率地告诉老书记：“我们能力有限，只能在您这建一个厕所，暂时还做不了您设想的那些事儿。”可老书记却笑着说：“有这个厕所，就会有其他资源进来，就有人试图了解我们，就有机会向外界宣传红旗村。你们的项目，我全力支持，并会真正参与进来，和你们一块儿施工。”

　　老书记给予了野草足够多的支持，从选点到施工都亲自带队进行。旱厕建设之初，当地很多震后灾民尚持消极观望的态度，但随着项目的渐入佳境，支持和亲自参与其中的人越来越多。这令野草倍感欣慰，并且也更加坚定了野草让更多当地民众参与到项目中来的信心和决心。十多天后，红旗村的旱厕建成，它凝聚着当地人民的心血和智慧，例如厕所建筑材料的选择和房顶的用料，源于书记的主意;而过道铺设鹅卵石，是村委会旁边商店老板提出的想法;绿化带则是大家从家里搬来的植物;至于之后的维护责任，村里委托给了敬老院……对于当地人来说，这一项目价值与意义已远远不是一个旱厕所能承载的，其象征着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的魄力和勇气，成为了民众参与公益项目的一个经典范例。

　　众人拾柴火焰高。当地人群情高涨，配合野草在地震灾区广汉松林镇滴水村建立了四川省第一个生态厕所示范区，并加快工作效率，趁热打铁，短短三个月时间为社区农户改厕108户，覆盖中长期居民安置点、学校、村庄及少数民族地区。更沉淀出一套村民协力造厕的参与式方法，使修厕成为了全村人的公共生活议题，赢得广大基层民众一致好评。

　　2009年8月，生态旱厕项目和上百家NGO的其他项目一起参加央视“2009中国慈善导航行动”，并顺利杀入优秀项目前五强，获得各方普遍关注。

　　频频受到媒体赞誉的旱厕项目也让何磊信心十足，他甚至打算在几个地方的示范效应形成以后，在全省受灾的景区及自然保护区全面推广。

　　危机降临

　　然而，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些成果，一些质疑也接踵而至。

　　原本何磊他们觉得在灾区建生态旱厕是一件十全九美的大好事，通过生态旱厕将粪尿分离并进行处理，既为农作物提供了肥料，也避免了水源污染和地震以后的疾病传播，但在实际的推广过程中，负责整个项目实施的杨正清却遇到了不少困难。

　　在一些自然保护区，居民都是靠开设家庭客栈接待游客来获得收入，当地人对于生态旱厕的兴趣并不大，他们更希望野草能对他们的景点广为宣传，拉动家庭旅馆的收入。还有一些人虽然也想改善生态客栈的环境，但并不愿意花太多钱去修一个厕所。

　　对于这个名叫“野草生态文化传播中心”的公益组织，许多村民的了解并不多，除了把它当成一个进村修厕所的工程队以外，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机构跟生态环保有多大关系，团队的项目负责人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忙着在各地修厕所，被大家戏称为“茅师傅”。

　　而大批的旱厕刚刚完工，媒体就报道了一些关于生态旱厕的负面新闻，因为生活习惯的不适应，许多机构在农村修建的生态旱厕逐渐闲置成为摆设，野草修建的这些厕所，多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最麻烦的是，汶川地震的热点正在过去，基金会开始相继撤离四川，由于能够得到的资金有限，2009年产生的大量NGO组织在2010年又相继关停。

　　一个难题摆在了何磊的面前:生态旱厕的项目确实帮助野草成为小有名气的NGO组织，但目前这个项目要不要继续推进下去成了问题，地震过去了两年，住房建设、卫生设施的建设都已经不再是灾区主要的需求，野草需要找到新的方向。而当前的野草还没有主打的项目。

　　转型失败和危机加剧

　　各种压力促使野草加快了转型的脚步，2009年，野草文化开始发起城乡联动1+1计划，由一条腿支撑着前行到两条腿走路，由城市单线运作到城乡联动共同发展。

　　野草机构在自然保护区领域和城市环保领域均拥有一定的资源优势，经过斟酌，野草开始转变战略方向，充分利用自身已有的资源，在保护区与城市社区之间，搭建起一个城乡联动的合作平台。具体的方式是将农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绿色天然的有机农产品引入城市社区，依托城市人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和田园生活方式的向往带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互利双赢。

　　何磊认为，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客观上加剧了城市人的绿色食品需求，而供给同样不是问题。光是野草机构在卧龙三江乡的一个项目点村，就有20家农户和11个农产品品种。他预计，这些农产品如果运到城市直接对口销售，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收入可以增加30%。如3角钱一斤的萝卜，农民无法运到城市只能喂猪;可如果运到成都来卖，销售价格可以达到8角一斤，并且这一价格仍然远低于超市的价格。

　　通过缜密的市场分析，何磊提出依托野草现有的社区合作单位建设一个能够覆盖100名消费者以上的生产—销售网络，并希望通过平台的搭建实现6%～10%的利润率。同时，野草考虑成立消费者联盟，以建立健全信任机制。成都市区有386个社区，1800多个业主委员会。如果在这些业主委员会中发起消费者联盟，类似台湾的主妇联盟模式，协助消费者自主成立消费团体，便可监督和完善绿色食品的供给体系，使野草的城乡联动1+1平台更能经得起各方的考验，更具信誉和口碑。

　　尽管设想很好，但遗憾的是，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现有的保护区生产点产量过低，传统的农耕方式根本无法满足城市居民对绿色有机产品的巨大需求，而在观念上，很多购买保护区农产品的消费者认为这纯粹是对灾区的支持，而并非一种等价交换，因此购买热情不高;缺钱则成为项目向前推进的一个难点，一个有机认证就得花费一笔不小的资金，城乡联动1+1计划一开始就项目经费不足，甚至不得不从其他项目中抽取一些资金以应付该项目的各种开支。

　　野草的早期员工何军回忆，整个项目本身就是一个浩大的系统，需要和社区、和政府、和农户等多方打交道，但当时机构人手有限，团队执行力不强，知识结构也不够，完全无法承担起这个新的项目。这一年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城乡联动1+1的互动平台未能建立起来，团队的士气也因此变得异常低落。

　　与此同时，灾后重建任务的完成时间由三年提前到两年(在台湾灾后重建的时间往往是10年)，许多基金会的资金相继从成都抽离，野草和其他NGO一样陷入了极度的资金困难。2009年年底，机构的专职成员减缩至3人，野草趋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最让何磊感到焦虑的是，机构的资金只够维持十个月的工资。2010年，一直坚守的何军也决定离开，整个团队只剩下何磊和杨正清两人。

　　再次转型

　　就在这时，一家机构邀请何磊去开展一项冰川保护的工作，一筹莫展之际，何磊决定放下这些烦恼，先出去调整一番。那段时间的休整让原本性急要强的何磊变得平和了很多，经过思考，他决定对之前生态旱厕的项目进行调整。

　　2010年，野草针对贡嘎山周边社区“家庭客栈”的环境问题，设计了一个“生态卫生标准”，即建立生态旱厕、污水处理系统、垃圾分类机制、文化保护的藏式家庭式博物馆，从四个方面着手应对当地社区由于发展旅游而对环境造成的威胁和影响。

　　为了让一心只想提高收入的当地人接受“生态卫生标准”，野草在新项目的设计中开始试着建立一套当地人认可的“生态卫生标准”，杨正清还尝试培养当地技术骨干，并降低成本，使标准实现本土化，并鼓励当地人推广和运用“生态卫生标准”。

　　“我们其实干不了什么，他们需要的不是专家，而是协作者。”一直负责旱厕项目的杨正清对于自己的角色有了更准确的认定，因为角色的转变，他发现自己培养的那些示范户也发生了改变，从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一个主导者以后，他们自觉地就对“生态标准”的环境保护意义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对自己优化的建议和方法产生了拥有感。很快示范户就已经能够主动地向新“示范户”介绍和推广自家的“生态卫生标准”了。

　　为了培养当地的技术骨干。野草设计了一个“边学边教”的模式，在自己同“老示范户”讨论“生态标准优化方案”的同时，采用引导方式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对于技术原理的理解和运用。在掌握原理的基础上，尽量采用当地材料以控制成本，后来新甄选的“示范户”，通过老示范户带一个新示范户，建立运用“生态标准”。这个过程中，“技术骨干”对于技术的运用有了实施的对象，并且对技术有了荣誉感，很快杨正清就在村里带出了几个小“茅师傅”。

　　杨正清的旱厕业务升级成功的同时，何磊的新业务开拓也初见成效，2011年，香港社区伙伴(PCD)在全国推广城市农耕项目，他们愿意资助野草在成都开展“城市农圃体验园”计划，何磊和团队专门针对这个项目做了一次调查，与之前做生态旱厕的一腔热情不同，何磊发现城市社区确实有真实的需求，也有学校愿意参与进来。

　　在组织了几次社区的城市农耕体验活动以后，何磊通过一个社区的妈妈获得了一个泡桐树小学讲课的机会，此后在泡桐树小学校长的支持下，野草在学校的一块闲置地上种上蔬菜，开辟了生态体验园。如今，包括泡桐树小学在内的成都市的多所小学都成为野草的客户，野草在学校的推广也为机构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

　　2012年，何磊的野草文化最终获得民非注册,成立了成都高新区野草生态社区发展中心。野草的团队也从2010年的两个人扩展到十几个人，但现在的何磊并不想做成一个大机构，在他看来，把握自己的方向最重要。

　　庐山地震：不凑热闹

　　4月20日芦山地震以后，野草并没有像很多NGO组织一样积极响应，只是印发了一本小册子，指导灾区如何利用现有工具建临时厕所，以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相比汶川地震，野草在420地震发生以后显得低调了许多，大家都在参加各种碰头会和研讨会，讨论灾后重建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野草却不打算参与灾后的重建。

　　“我们做不了什么，如果有灾区真的需要修厕所，我们可以考虑做技术输出。”何磊说。

　　他现在仍然不愿多谈当年生态旱厕的项目和那些被闲置了的厕所，一个项目可以不断优化和改良，但如果这项服务不是真正被需要的，历经艰难是不可避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