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牛庆国

　　陇中一带的人形容地势陡峭时，就说那里“立不住老爷，放不住献饭”。“老爷”指的是神的牌位，“献饭”指的是敬神的供物。连“老爷”都立不住的地方，庄稼也立不住脚。

　　这样的地方，应该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但偏偏这些地方，让人类长久地居住了下来。这是因为，人们把“放不住老爷”的地方铲平了，立上了“老爷”，放上了“献饭”。而且发现被铲出来的这一片土地上，可以积雨水，来年草长得茂盛，后来种了庄稼，庄稼也长得精神，可以多收三五斗，由此便得到启发，将那陡坡地铲出一片一片的平地来，这样的平地后来被命名为“梯田”。

　　现代汉语词典上对梯田的解释是：在坡地上分段沿等高线建造的阶梯式农田。是治理山坡耕地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蓄水、保土、增产作用十分显著。按田面坡度不同而有水平梯田、坡式梯田、复式梯田等。

　　梯田最早出现在史前时期。起初人们清除森林，在小山坡上挖出平地，以便种植一些粮食作物，或者作为防御工事。大致在同一时期，这类梯田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梯田沿着陡峭的山坡层层向上分布，就像是为巨人登天而建造的台阶。它是人类改造地表形态最令人惊叹的方式之一。 有人说，在人造卫星上能够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如果真是这样，我相信也一定能够看到那山山坡坡上的中国梯田。

　　现在一说起梯田，50岁左右的人，肯定都还会想起“农业学大寨”时，红旗招展的山坡沟梁上，千军万马修梯田的情景，耳边回响起“战天斗地”“愚公移山”“改造山河”的口号。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在陈永贵、郭凤莲等人的带领下，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毛主席也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于是，全国农村便很快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一直流传到上世纪70年代末。

　　我至今还记得在新修的梯田地埂上，用红漆刷写的“农业学大寨”几个大字，有一次，我站到那字跟前，一个字比一个孩子还大，我便摸着那几个字，一点点长大了。

　　我也记得被风吹得哗啦啦的红旗上也是“农业学大寨”那几个字，是用黄漆写的，只不过红旗上的字是“毛体”，而不是梯田地埂上的黑体。那时我还不知道“临摹”这个词，只是怀疑毛主席住在那么远的北京，他怎么会把字写到我们这里来呢?他不会是像老师逼着我每天写三页大楷一样，有人逼着他写了那么多毛笔字吧?后来，我查过资料，毛主席当年并没有为“农业学大寨”题过词，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把毛主席的字集出来这么个“题词”，全国人民就这么认可了。

　　当然，我也记得大寨的一个英雄人物，叫陈永贵，他经常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头上勒着一个白头巾，坐在离毛主席不远的地方，我当时很想不通他到了北京为什么还要勒着那白头巾，北京又不修梯田，也不需要擦汗，勒着它多土气。现在想来，那白头巾很重要，就像解放军要穿绿军装一样，也和 “铁人”王进喜不管出现在什么场合，头上都戴着一顶鸭舌帽一样，鸭舌帽、白手巾、绿军装就代表了工农兵。

　　我还记得大队部里有一张大唱片，盘子那么大，黑色的，放在唱机上，就会听到大寨的另一个英雄人物郭凤莲的讲话，是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声音并不高，但掌声很高。我们常看到当时的报纸上形容掌声热烈时，总说“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其实，这话不一定准确，我听着那唱片里的掌声很像是一阵大风吹过村里的白杨林，风一过，“掌声”就停了。翻过“掌声”，这张唱片的另一面是样板戏选段，有《红灯记》中李铁梅“听奶奶讲革命家史”一段，我没有见过郭凤莲，但多次在连环画和在舞台上见过“李铁梅”，因此就想象郭凤莲一定和李铁梅一样漂亮，当然也“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红亮得像李玉和手中的那盏“红灯”。

　　我还记得我的父亲有一次差点儿就见着郭凤莲了。

　　那时，父亲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一年里总有一两次要背着铺盖卷步行到县城里去开“四干会”，这“四干会”就是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大会。那次“四干会”的主要内容是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掀高潮的方式是“大兵团作战”，就是将一个大队甚至几个大队的人集中起来在一个地方修梯田，为了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县上还组织参加“四干会”的人员去山西大寨参观，可那时父亲偏偏屙肚子了，而且屙得很厉害，就没有去成。后来一说起这事父亲就很后悔，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的父亲多想往远处走走，但硬是没有走成。

　　父亲回到队上就开始领导全队人掀高潮了。那时，人们对梯田还不太接受，都说把好端端的山坡地修成梯田，把地面的肥土翻到下面去，只剩下瘦土，庄稼肯定长不好。父亲知道大家这是不愿意下苦才说的，其实新修的梯田，第二年什么肥料都不用上，只要种上荞麦，比什么地里的都长得欢，下一年再上一些农家肥，地就肥了。但父亲没有和大家论理，只是说不完成上面下达的梯田亩数，公社就要扣我们队上的供应粮，因此，梯田是必须修的。供应粮那可是立马就见效的事，大家也就没话可说了。而且，父亲还主动要求全大队的劳力都到我们队里来搞“大兵团作战”。父亲说，我们队里不怕把地修瘦，就修我们的吧。于是，全大队的劳力就半夜三更地起来，扛着铁锨，背着干粮往 “战场”上赶，谁若迟到了，就会遭到大队干部日先人倒祖宗的一通臭骂，甚至于被扣了工分。而下工的时候，则已是黑得几乎摸不着家门的时候，当人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时，已累得话都不想说了，而家里的孩子早已等不及大人，睡着了，大人们则赶紧烧了汤，叫醒孩子们喝汤。有的孩子一叫就醒来了，有的孩子则必须在屁股上打上几巴掌才能醒来，醒来了哭着喝上一碗汤又睡着了。大人们起来的时候，孩子们则还睡着，大人便在孩子的枕头下放上两个熟土豆，或者一个拳头大的菜饼子，作为一个孩子白天的食物。那时，大人苦，孩子也苦，那可真是些能把人的脖子都挣细的日子。现在想来，那时候老家的人每天只吃着供应的8两玉米，干起活来却热火朝天，真是了不得。

　　后来到了“包产到户”，我们队里每人分到了4亩梯田，刚分地的那几年，正如当时报纸上说的“政策好，人勤奋，天帮忙”，一连几年大丰收，尤其是梯田里的庄稼要比山坡地上的长得好得多，队里人这才发现，还是我父亲有眼光，给大家办了这么一件大好事，而别的队里的人则后悔当时没有让“大兵团”在他们队里 “作战”，少了这份“战利品”。

　　进入21世纪以后，梯田还在修着，但不是用镢头、铁锨、架子车修，而是用推土机修，一台推土机轰轰隆隆没几天，就推出一片当年“大兵团”一个月也修不出的梯田，于是大家争着抢着让先推自家的地。我的弟弟是村主任，常常因为不知道先给谁家推而为难，父亲就告诉我弟弟，先给别的村修吧，我们村当年已经太占大家的便宜了。于是，每年冬闲推地的时候，都是先给别的村里推。

　　2010年秋天，我父亲突然病了，全村的老人们都去看望我父亲，说我父亲是村里的老功臣，一定要去看看。父亲快80岁的人了，病得不轻，但大伙儿却都说老人家一定能挺过来，因为他做过好事，一定给自己积了好命。果然，待所有人都看过父亲了，父亲又好起来了，难道村里人的说法真的有些道理?

　　其实，像我父亲一样做过修梯田的好事的，还有好多人。比如，甘肃定西县有个大坪村，村里有个女支书叫冉桂英，一个农家妇女，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带领大坪人靠3辆独轮车起步，用人背肩挑的办法硬是把两千多亩山坡地修成了梯田，她因此当选为中共十大代表、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78年12月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很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当然，我父亲没有冉桂英有名，因此那时候也没有当过什么代表，甚至于连个奖状都没有拿过，“包产到户”以后，队长也不当了，就在自家的承包地上黑汗白汗地干了起来，这辈子他是真正过足了种地的瘾，现在干不动了，便把地全部交给我弟弟种，自己就算是退休养老了。老了以后，父亲倒当过一次乡上的人大代表和优秀党员，父亲把这些荣誉看得很重，把那个代表证和奖状贴在上房中堂旁边，人一进门就能看着。有一次，我笑着说，这可能是组织上给你补发的吧。父亲笑得很满足。前些日子，我回了趟老家，父亲给我说，他现在老了，什么活都不用干，却和我母亲一年要领一千多块钱的养老金呢，如果身体好一点，不要吃药，这钱够花了，共产党真是好，想想年轻时下的那个苦，也值了。父亲的这后面一句话，显然是在提醒我他当年修梯田的辉煌，我也就随声附和。

　　接着说大坪。现在跟大坪人聊起来，他们总会先说起过去的苦，举例说明，就是当年周总理在听取关于定西的情况汇报时，为定西的贫困流下了热泪，当然，他们同时还会说出一连串的领导人名字，从省委老书记宋平，到后来的历任省委领导，再到中央领导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回良玉……这么多领导到过定西，关心过定西，这是定西人的“苦”骄傲;接着，他们说到的就是修梯田的事，说冉桂英修梯田就像是说穆桂英大战穆柯寨一样，冉桂英是他们的女英雄;最后，他们会说到“洋芋”(土豆)，这些年定西人在梯田里种上了洋芋，而且让洋芋一下子走遍了全国，为定西人挣了钱。2007年2月17日，农历除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到定西视察时，定西人就给总书记送了一篮土豆，总书记接过土豆时脸上露出了笑容，定西人的脸上也都露出了笑容。我有个朋友专门为定西的洋芋写了本书，书名叫《土豆的微笑》，站在总书记身后的那些人脸上挂着的不就是“土豆的微笑”吗?

　　胡锦涛曾两次到过定西。第一次是1999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来到大坪视察，他听了大坪村的故事，也听了冉桂英的事迹，站在这片曾被左宗棠称之为“苦甲天下”的土地上，对大坪人说：“大坪是一个艰苦奋斗、改造山河的先进典型。要把这面旗帜高举起来，发展市场经济，带领群众奔小康，创造出新的业绩，我在北京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2007年春节，胡锦涛再次来到大坪村。他站在大坪村的村委会前,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给大家拜年，他说:“时隔8年，再次来到大坪，看到大坪各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新房盖起来了，家里的存粮多了，年货也置办得多了，说明大坪人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起来，我感到特别的高兴……”那天，满脸皱纹的冉桂英也高兴地站在胡锦涛的身后。

　　2011年7月1日的《甘肃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冉桂英：弘扬大坪精神》的记者专访文章。这一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日子，冉桂英作为甘肃省的一个优秀党员，在报纸上被又一次隆重宣传。现抄录几段，作为对描写大坪的补充：

　　回忆起当年，冉桂英很激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大坪和陇中山区许多地方一样，贫穷落后、缺吃少穿，大多数农民过着‘全天两顿粥，三代一床被，草皮作燃料，苦水解饥渴’的穷日子。1962年，我担任了生产队副队长后，就琢磨着如何改变大坪的穷面貌。1964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我想大寨治穷致富能把石头山修平，大坪的黄土山难道就修不好?尽管村里有人对修梯田有意见，认为‘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但我下定了修梯田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决心。”

　　1964年冬天，冉桂英带领大家在马莲套首次打响改土造田的战斗。这里上下坡度很大，南北走向起伏不平，中间还高高隆起了一个大山包。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几寸厚的冻土像铁一样硬，不少人思想动摇了。冉桂英一面自己带头苦干，一面向群众作鼓动工作。她带领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脚不停、手不闲地忙了一冬，硬是把12.5亩陡坡地全修成了沃土良田。

　　冉桂英和大坪人从此更加坚定了信心。但要把大坪的1004亩山坡地全部修成梯田，必须加快修田进度，付出更加艰辛的劳动。她和大伙反复商量，认为修梯田不仅要苦干，还要巧干。先从中间修，因地就势，取高填低;就地挖土打埂，减少运距，解决了土方余缺和高低不平的问题;死土深翻、活土还原，把肥土挖出一尺左右，多余的土运走，死土深翻一遍，然后垫上活土，保持原有肥力。

　　修一亩梯田要花百十个工。全生产队17户人家，除过8个积肥的和6个饲养员，只有30个劳力，修梯田的重任就落到了妇女们身上。劳力少，就一个人顶几个人干;哪里活重，冉桂英就在哪里干;哪里有困难，她就出现在哪里。镢头把震断了，换一根再挖;虎口震裂了，用布条包一包继续干;冻土层揭完了，她又抢着去运土;天黑了社员们收工走了，她和几个干部坚持再干一阵。起初，全队仅有3辆老式推车，一天傍晚下工后，冉桂英砍倒了自家院子里的两棵白杨树，大队干部董友芳也献出了准备做案板的椿木。当晚叮叮咚咚响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做成了4辆轻便灵巧的小推车。在冉桂英的带动下，群众纷纷献出木料，两三天内，就有10辆小推车上了工地。

　　为了不耽误上工的时间，又让社员睡好觉，有月亮的时候，冉桂英看着月亮起床;没有月亮的时候，她望着星星定时;在星月全无的情况下，她睡上两三个小时，就爬起来看看天色迟早。她总是在天不亮时就奔向工地，在群众还没上工之前先干一阵。为了加快梯田进度，起五更睡半夜成了队里的常规。

　　就这样，冉桂英带领大坪人民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到1985年，终于修成了2100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梯田，人均4亩以上，全村基本实现了梯田化，还植树5万余株。昔日的荒山秃岭如今梯田层层、绿树成荫，贫瘠的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甘肃修梯田修出了名的，除了定西的大坪，还有庄浪县。

　　庄浪位于甘肃平凉市，全县总土地面积1553平方公里，耕地114万亩，其中103万亩坡地分布在402国道两旁的山梁丘顶和2553条沟壑中，先辈们留下的荒山陡坡、沟沟岔岔，遇旱地裂，逢雨泥泻。从上世纪60年代起，40多万庄浪人就开始“愚公移山”修梯田，几十年下来，他们修出了这么一组数字：截止2005年底，全县水平梯田累计达到98.6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95.3%，先后有30人为此献出生命，116人负伤致残，义务投入劳力5670万个，移动土方量2.96亿立方米，若把这些土堆成一米见方的土墙可绕地球6圈半。曾到庄浪来慕名考察的日本、以色列农业专家惊叹说：“简直是世界奇迹!”庄浪先后被国家水利部命名为第一个“中国梯田化模范县”，国家林业局授予“全国生态环境建设先进县”等称号。2002年8月，中宣传部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庄浪精神——再造一个秀美山川”的报告会。

　　2005年秋天，我去庄浪采访，站在层层梯田环绕中的“中国梯田化模范县”纪念碑前，我深深地向纪念碑鞠了一躬。碑的样式是模仿“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只是少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那些浮雕，浮雕被梯田代替了。如果说庄浪的梯田是一首改造山河的壮美诗篇，那纪念碑就是这首诗的标题。我穿行在梯田中，就像是一个在诗句中移动的标点，我感到了胸中一浪高过一浪的感动。

　　坐在梯田的地埂上，我听到了一个个庄浪人的故事：

　　故事一：1978年春天，庄浪又遇上了大旱，麦子长到5寸高就干死了，人们没粮吃不说，牲畜吃草都成了问题。卧龙乡阳洼村65岁的马玉林老人在外面买了2000斤麦草，邻里亲戚几十人走10公里山路两趟才把麦草背回来。牲畜吃草都这么困难，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马玉林务了多半辈子庄稼，啥样的地抗旱，啥样的地不抗旱心里明白。晚上马玉林就和三个女儿商量，说：“娃呀，要有吃的，只有把地修平，但修地是要吃大苦流大汗的，你们能坚持住不?”三个女儿同声回答说：“行!”

　　第二天天不亮，一块坡地里就开始有四个人影在晃动，是马玉林和他的三个女儿。开始他们搬运土方全靠筐抬、担挑、背兜背。他们先把两米多高的地埂培起来，打结实，等空闲再往里面填土。每天三个女儿表现如何，老人都有评论，表现好的夸奖几句，不好的批评几句，受表扬最多的是大女儿，二女儿居中，挨批最多的是三女儿，她才十四五岁呀!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积极，可过了些日子就受不住了，女儿们开始叫苦叫累，干起活来躲躲闪闪，而且还开始闹意见了。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就是马玉林论功行赏给三个女儿打气的时候。每天修的地都有记号，每修多少，一块地需修多长时间才能修好，老人心里都有一本账。

　　父女四人修梯田最紧张最艰苦的是1981年土地承包后，3亩梯田整整修了7个月，从那年夏天一直干到腊月二十八，风雪冰冻也没停过一天工。正月初四又上山了。遇到大块的冻土就用镢头一点一点地敲成小块系上绳子抬走。

　　1982年，县上为了奖励这个修梯田的标兵户奖了一辆架子车。有了得力的运土工具，父女四人干得更起劲了。马玉林负责指导挖土，让心细的大女儿培地埂，身体较好的二女儿推车运土，年幼体弱的三女儿铲土装车。车子遇到沟沟坎坎，四个人一起推的推，拉的拉。这么辛苦的劳动，每人每天却只能喝两顿玉米面糊糊，吃一块野菜饼。马玉林老人手上的老茧厚得握不住镢头把，就用刀子刮了一层，刮得鲜血直流，咬着牙又干开了。三个女儿每晚在油灯下用针挑手上脚上的水泡血泡，用猪油抹手上的裂口。父女四人每年磨坏一把铜镢，两年得换铁锹。

　　到1989年，父女四人苦战10年，移动土方6600立方米，才把承包的19亩分散在11处的山坡地修成了梯田，而且还修好了通往地里的道路，在路边上每隔十步栽上一棵柳树，马玉林家成为村里第一户提前8年实现梯田化的人家。为了修地马玉林延误了女儿的婚期，三个女儿都快30岁了才办婚事。

　　故事二：郑河上寨村支书周治貌，原来不叫这个名字，是他当上村干部以后，为了表达自己决心带领大家一起治理和改变上寨村的贫穷落后面貌才起了这么个名字。他是这样描述当年的情形的：“1955年建高级社的时候，我当时担任社主任，1964年担任大队支书，一直干到1985年，前后干了30年。1964年开始修地。刚开始时，我们搬运土石靠的是手搬肩抬背兜背和扁担挑，有时候看看那地修和没修一个样。于是，我们锯了几棵梨子树，做成40辆手推车，这才提高了工效，修成了几亩地。第二年在修成的地里撒了些化肥，种上黑芒小麦，麦秆长得像竹子，亩产七八百斤，每人分了300斤小麦，头一年吃饱了肚子。上级领导来看了以后说：上寨人把石头地方修成这么好的地，种出这么好的庄稼实在不简单!事实给群众鼓了劲，修地的摊场摆得更大了。我们整天和石头打交道，但炸石头的用的是黑火药，力量不大，一炮炸不碎背兜大的一块。后来听了别人的的方法自己造炸药。我怕危险先由我一个人试着造，硝氨在锅里溶成水放锯末时冲起来烧得我双手剥了皮，一月内不能干活。自己造的炸药包上十几层牛皮纸，接上捻子点着，‘砰’地一声地上就炸出一个深坑，比从县上买来的黑火药强多了，又花钱少，我们就用自己造的炸药炸石头。”

　　“修地一年比一年赶得紧，群众苦得撑不住了就骂开了，说我学秦始皇打长城要把全村人磨死挣死;又说我想争着当省长哩，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我说：‘我真能争个省长让给大家当，我只给大家争几块馍馍吃’。群众想不通，闹意见，我给他们说好话，反复解释，我说：‘修地是为了大家，为了我们的子孙。’嘴皮磨破了，修地没有松劲。修成石马峡后，就从下河沟野狐尾开始，接着修新庄河、关地峡、四湾滩、庙沟、石板峡。从河沟修到山顶，从低处修到高处。数石马峡工程最大，修了3年，修成200多亩地。有的地块是把流水沟先修成涵洞，上面垫石铺土修成的。修地中间出了几次事故，排哑炮炸死了3个男娃，地埂塌下来压死了一个女娃。娃娃都很精干，可惜得很，父母心疼，一村子的人都心疼。发生了这事后，群众对修地又激烈反对，我就上门安顿家属，给群众解释，千方百计筹钱筹粮照顾家属。那些日子真把我担心死了，不知白天啥样晚上啥样。从1964年到1992年全村共修梯田3100亩，人均近3亩，以前的光石峡、烂河沟、陡坡地不见了，都换成了平平儿的梯田。”

　　故事三：1996年12月31日，也就是这年的最后一天，大山村人还顶着风雪在修梯田。在回村的路上，老支书赵长海突然晕倒了。他的女儿冬梅想把他扶起来，可老支书剧烈的咳嗽使他的身体蜷曲在雪地里起不来。借着村主任打火机的光亮大家发现老支书掉在地上的手巾上有一块血迹，这下可把大伙的眼都吓黑了。老支书抽搐着，脸憋得黑青，好一会才喘过气来，接着又吐血了。“快!快送医院!”村主任喊着冬梅和几个年青人把满身是雪的老支书抬上架子车。老支书歇了一阵，似乎轻松了些，他摆摆手说：“别，别闹腾了，休息几天就没事了，我要回家躺一躺，多半年都没有好好躺过了。”但大伙儿还是把他送到了医院。

　　1997年1月5日晚上，乡党委书记在全乡梯田化建设总结大会上说：“大山村在老支书赵长海同志的带领下，终于把全村所有的山坡地修成了高质量高水平的梯田，为我乡建成了又一个梯田化村。”但就在这天晚上，年仅56岁的赵长海因肺癌医治无效去世了。

　　其实，老支书早就知道自己的病。一年前他感到不舒服，到县上去检查，结果是他得了肺癌，而且到了晚期，医生要他立即住院，但他却说：“我得的是绝症，还住啥院，再说，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呆在这里。”医生惊讶地问他：“你还在忙什么?”他说：“我在修地，该我修的已经修好一大半了，还剩下不多的一些，我要抢时间去完成。”就这样，赵长海硬是坚持着带领大家把全村的陡坡地都修成了梯田。

　　故事还可以一个接一个地讲下去

　　庄浪县的同志告诉我：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视察庄浪，亲笔题写了：“党员带头，战天斗地”8个字，再次鼓舞了庄浪人的修梯田热情。每天数十万人起早贪黑，战斗在梯田工地上，“白天千把锁，晚上万盏灯”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实践中还总结出了“等高线，沿山转，宽适当，长不限，大湾就势，小湾取直”的修田方法，在全省得以推广。

　　从庄浪回来，我写了一篇题为《水往高处流》的短文，其中有这样一段：

　　“傍晚时分，我来到水洛镇文湾村王全德家，这是一个农村小三合院，干净温暖的上房里，沙发前的烤箱炉火正旺，墙角处静静地立着电风扇，小方桌上放着电视机，旁边是被花手卷盖着的录音机，正面墙上挂着书法中堂和装框的工笔牡丹画，套间里摆放着约二三十盆鲜花，在这么大冷的冬天依然青翠欲滴、含苞待放。王全德拿出省上领导到他家视察时的照片给我说，他是一个农民，但他感觉比城里人过得还舒坦，电有了，自来水有了，吃粮因为有梯田也不发愁，用钱可以随便出去打几个月的工一年就够花了，现在的日子比起过去来，那简直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

　　2011年9月，我再次来到庄浪，特意参观了梯田纪念馆，那里陈列着几十年来庄浪人修梯田时的照片、用过的工具，其中有一把铁锨，被手磨下去两道深深的印痕，我就想不知那双手被磨成了什么样子。在那里我还看到了庄浪人曾经的生活用具，比如晚上修梯田用的汽灯，还有手推车、背兜，生产队长喊大家上工的铁皮喇叭……正看着，听身边两位60多岁的妇女轻声议论：“看看这些东西，就想起那些年险些把人给挣死。”“谁说不是呢?在娘家是铁娘队的，到了婆家是铁梅班的。”我问了问其中的一位，她说：“那时，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喇叭上就吹号了，一听号声爬起来就往工地上跑。一干就是一整天，有时候晚上还得接着干。”我问她，那时候感到累不累时，她说：“咋不累呢?大冬天的，身上的汗就没干过，一个小媳妇家，一天能喝一桶凉水，你想人累不累。有一次，回到家里，累得连衣服都顾不得脱就倒头睡了，自己的娃娃掉到炕洞里了也不知道。”看得出来，她们提到当年的事儿，依然激动不已。当我提出来想和她们照张相时，她们却都有点不好意思。她们不照，我就站在门口的那尊雕塑前和雕塑照了张相。雕塑是一个“铁姑娘”，左手提一把铁锨，右手加额远望，那真是一尊英姿飒爽的雕塑。庄浪也是一尊英姿飒爽的雕塑。在黄土高原上有好多尊这样的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