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护监测

文/刁鲲鹏

当我们讨论大自然的时候，“保护”无疑已经成为主旋律。中国制定了详尽的自然保护法律法规，将18%的陆域国土划进了保护地，庇护了3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其自然遗产数量位列世界第一。然而，在自然保护工作的实施中，使用的却是一种特殊的、片面搬运西方的知识技术和理论、理念体系。这与悠久的数千年与自然相处的历史和文化不符。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取得了瞩目成绩的同时，这种生硬地拼接以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脱节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十分不利于自然保护工作的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在新时代，我们必须思考在自然保护中如何保持文化自信的问题。

自然保护领域的全盘西化值得警惕

虽然很早就有不可竭泽而渔的自然资源保护理念，但是我国现代自然保护历史并不算太长。1954年寿振黄先生、吴征镒院士向云南省政府提出建立25个保护区，1956年中国科学院院士秉志先生、钱崇澍先生等5位科学家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在全国各省（区）划定自然保护区的92号提案。以此为起点，我国的现代自然保护工作走过了大体与新中国同寿的一个多甲子。

老一辈科学家们多有师从前苏联和美国学习生态保护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根据所学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与方案。受种种原因的影响，我国的自然保护工作真正全面启动是改革开放后的这40余年。彼时的中国重新打开了国门，以谦逊、好学的姿态重新拥抱外面的世界。一方面，当时的自然生态确实多有破坏，再加上数次严重的箭竹开花、国宝熊猫饿毙等重大事件的影响，深深促进了民众对保护以大熊猫为代表的珍稀濒危物种的认可。另一方面，国际交流更为顺畅，西方（包括西化的日本）的科学家、自然保护团体扎堆开进中国开展自然保护与宣传工作。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宣传能力，带来了一系列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植入了深深的西方价值理念。这种基于人-地割裂的、通过外部强力禁令的、抢救式的自然保护理念深深影响了我们的自然保护体系，甚至扩散演化影响到了社会生活。

有关自然保护的某些思潮令人担忧

虽然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并不乏“数罟不入洿池则鱼鳖不可胜食，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材木不可胜用”等可持续利用的理念，但是在当代，野生动物不可以“杀害”和野生树木不可以砍伐已成民众的普遍共识。优秀传统文化或者说本土文化中与自然相关的理念被边缘化，甚至被有意无意塑造为造成本土乃至世界范围内生态破坏的原罪，成为愚昧和贪婪的象征。在文化和生活里，比如在艺术、衣饰、饮食、医药中涉及野生动植物利用的部分，被普遍夸大化和污名化并上升追溯到国民劣根性和文化糟粕层面。甚至一些热心自然保护的本土人士对此也坚信不疑，并为此感到深深的羞耻和自责。

部分国人在自然保护领域妄自菲薄、自背黑锅，有的人甚至宣扬以赎罪的心态和姿态从事自然保护工作。有的人过于推崇西化的观点，过分追求塑造一个完全不受人类影响的大自然。甚至变本加厉，完全剥离自然中人的存在，忽略自然保护中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求。他们否定一切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推行一种比西方自然保护现状更为极端的自然原始状态。

另一方面，还存在着矫枉过正和舍本逐末的现象。有的人转向试图从一些接近原始状态的、半封闭生活的人群中，去寻找自然保护的思路与出路，追捧一种被动、低效、消极的保守状态。值得警惕的是，在自然保护中，不客观、不自信，对本民族文化妄加批判，对西方理念全盘照收的现象并不鲜见。

自然保护领域的“自黑”心态极为不利

实际上，很多基于不实信息的批评并非来自国外。与在其他方面受到的不公正批评不同，在环境保护方面，人们并没有采取太强的自证清白的行动，而是倾向于推波助澜。这种“自黑”心态从何而来？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近几十年来我们国家的生态确实遭受过或正遭受着较为严重的破坏。各类污染问题、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问题、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的问题是不争的事实。盗猎盗采、走私偷贩受保护物种的现象并未杜绝。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开展自然保护工作的领域。

开展野生大熊猫研究保护工作

其次，片面性报道产生的恶果。在一些生态破坏类事件的报道中，掺杂了大量片面的报道。一些虽然并非无中生有，但却有失偏颇、甚至刻意引导的报道，造成了一系列的刻板印象。比如对某地吃野味造成传染病的报道、去非洲旅游普遍买象牙犀角的报道，中医滥开虎骨犀角甲片的报道等等。

最后，急于求成和崇洋心理作祟。与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情况类似，那时部分“进步的精英知识分子”急于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政治理念，而对传统文化与制度全盘否定与批判。如今，一些人在与国际交往中，过分自我表现，出现了急于获得认同的现象。在生态环保等一系列敏感领域中，有过度自我批评、过分向西方文化与理念靠拢的倾向。

保护区周边生活的居民

自然保护领域中国优秀文化不可缺位

首先，必须清楚认识到，中国人、中国文化与环境破坏并无必然关系。虽然这句话看起来有点多余，但是从国民属性和国民文化角度来批判生态问题的现象非常普遍。“中国牙雕文化造成大象濒危”“中医药文化造成老虎和穿山甲濒危”“中国人饮食文化造成野生人参濒危”“中国人不如某国人热爱生态”等等说法流传甚广。这种泛化讨论问题、外延至国民属性、民族文化的做法，既对自然保护无利，又容易自损民族自豪感，其后患无穷。

中国文化中人与自然并没有明确的边界

在某个历史阶段或者某种自然地理环境下，任何民族或者民众都会从环境中获得自然资源并加以利用。这是作为人类这一物种生存、生活的本能。现在大家看到的环境破坏，是现代化过程中急功近利带来的问题，在世界任何地方和族群中都可能或者曾经发生。这不是文化问题，更不是中国文化问题。

其次，中国悠久的文化中却有着许多自然保护的理念。从上古时期伏羲观察天地鸟兽创立阴阳八卦以解释万物，到老庄发展演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从儒家的仁义节制，到本土化佛教带来慈悲因果的理念，深深影响我们的，是一种温和的、谦逊的、万物互通的自然观。我们的文化高度认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不认为人与自然存在清晰的界限。这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强调的人与神的至高无上、鼓励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具有鲜明的对比。

再次，中国和中国文化在世界物种灭绝问题上的并无过错。自然保护领域里面最能吸引人们眼球的莫过于物种灭绝问题。而“灭绝”和“血腥”这类词语本身就是典型的基督教词汇。庞大的人口基数，飞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多种多样的自然资源利用方式，足以引起“自然保护主义者”的警惕。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认识是，中国对在本土以及世界范围内物种灭绝的罪责很大。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有兽类690余种，占世界兽类10.6%；鸟类1490余种，占世界鸟类14%；两栖爬行类860余种，占世界两爬6%。在工业化以来的近300年里，受人类影响而灭绝的300多种动物，分布在我们国家的只占2%左右。即便是被世人所诟病的象牙市场，在全面禁贸之前，我国与日本、美国等国同为象牙消费大国，市场交易量不相上下，但国际上却普遍将批评矛头指向中国。这是不公平的。

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为访客讲解自然保护知识

注重发挥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们在自然保护相关的科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源自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为自然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理性的基础。但是，自然保护绝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要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保护工作必须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属性相契合。

现行的一些自然保护政策受西方国家影响，甚至有的直接照搬了前苏联和美国的一些政策。在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西方人眼中的大自然，不管是曾经必须被征服的、危险的、未开化的无主野地，还是到了近现代必须被保护、被拯救、被呵护的珍宝，它与人而言都是割裂而独立甚至对立的。但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与其截然不同。我们不需要把自然放到对立面。几千年来，我们眼中的自己从未脱离自然而活。之所以一些人认为自然保护是一个舶来品，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保护大自然的文化，也不是因为没有率先提出保护大自然的理念，而是因为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我们就是大自然。

自然保护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它受经济、文化、政治、甚至宗教等多方面影响并广泛地反影响。在新时代，走出符合我们国情的自然保护道路，从中找到并践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喜的是一些学者已经着手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深入的探讨。我国著名的保护生物学院士魏辅文先生率领研究团队对源自传统道家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进行了重新挖掘，总结出了我们应该同时满足人类自身发展的需求和自然受到保护的需求，并兼顾人和自然的平衡与统一的新解释。他将源自西方的现代自然保护科学体系与中国文化进行了有机结合。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中有大量宝藏。儒家的仁义与节制的主张对生态价值共享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借鉴意义；佛家的慈悲文化对生态伦理的借鉴意义；道家的万物共生、物我相通理论，对系统化生态保护理念的借鉴意义。将这些文化与自然保护进行深度结合和再挖掘、再解释，不仅能够为自然保护提供新的创新模式，还能够通过自然保护凝聚民族人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自豪感、提高国际影响力。

（作者系北京青野生态创始人、技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