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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关键词】生态现代化

来源:绿色中国   发布时间:2019年05月21日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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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现代化理论起源和代表

生态现代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荷兰、英国等)反思并应对传统现代化(也叫“一次现代化”)带来的环境和生态危机而兴起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或环境政治学说,是直接针对早期环境社会学发展状况提出的。随后被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环境政治实践新策略所采用,其经验研究逐渐拓展到芬兰、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美国、加拿大以及东南亚等地。

一般认为,德国学者约瑟夫·胡伯(Joseph Huber)和马丁·耶内克(Martin Janicke)是最早正式提出“生态现代化”概念之人。在1982年出版的《生态学失去清白》一书中,胡伯提出了“绿色工业”理论,并对生态现代化概念加以规范表述。与此同时,耶内克完成了为柏林科学中心所做的“作为生态现代化和结构性政策的预防性环境政策”的研究,使生态现代化理论进入政策议程。为生态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有众多学者。

根据索纳菲尔德的总结,目前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团体有四个,包括欧洲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团体,以及亚洲和非洲两个新兴团体,分别为:(1)以耶内克、魏德纳(Helmut Weidner)等为代表的柏林学派,他们完成了一系列比较世界各新兴经济体环境改革制度化的研究,包括巴西、保加利亚、哥斯达黎加、印度、摩洛哥、墨西哥、波兰、台湾、越南等国家和地区。(2)以摩尔领导的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环境政策组,该组长期研究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环境改革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的研究聚焦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而且从微观、企业、中观、宏观等各个层次进行研究。摩尔所撰写的文章的引注率在该领域一直名列前茅。(3)以戈德森(Gouldson)、希尔斯(Peter Hills)、威尔福德(Richard Welford)等人为代表的香港研究团体,他们的研究视角主要在商业的作用和公共政策的制定。(4)以Oelofse领导的南非纳塔尔大学(Kwazulu-Natal University)研究团体,他们探索了生态现代化与南非的联系,研究主要聚焦在于环境不平等和公平等问题。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简史

有学者概括,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主要内容有:强调技术创新在环境改革中的作用,特别是工业生产的技术创新;对官僚机构和低效率持批评态度;支持环境改革的市场作用和市场动力;关于社会机构和社会冲突的系统观;国家层次的分析。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的主要内容有:比较淡化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更多强调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平衡;更加强调制度和文化的作用,社会机构在环境诱导的社会转型中的作用;集中研究OECD国家工业生产的国家比较。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主要内容有:扩展研究的理论和地理范围,包括消费转型、非OECD国家研究、全球生态现代化过程;环境问题给社会、技术和经济改革带来的挑战;现代性核心社会制度转型,包括科技、生产和消费、政治和治理、市场制度等,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多个层次上的转型;定位于科学领域,明确区别于反生产力、反工业化、后现代主义、强社会结构主义和许多新激进主义。

三、“生态现代化”概念内涵

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目前尚无公认的权威论述,我们看到,它是多种学术观点的综合,社会学家、环保主义者、政治党派和行政管理者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

一些西方学者,如胡伯(Huber,1982)、斯伯加伦等人,侧重从社会发展角度构造“生态现代化”的社会学理论。他们极力主张解决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是工业社会转型。这些学者首先对生产和消费领域中处于变革中的社会实践进行分析,而后逐渐在理论上从社会学角度理解生态现代化的内涵。

另外有些西方学者将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政治规划策略概念加以界定,促使生态现代化思想成为西欧环境政治实践的新议程。

有学者概括,生态现代化重点关注的领域,主要包括工业的生态现代化,市场的生态现代化,政策的生态现代化,社会的生态现代化,全球化的生态现代化等五个层面。

四、生态现代化理论假设和核心要义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技术的发展有助于生态和环境的进步,即通过清洁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生态现代化的核心机制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首创者、技术创新论者胡伯就认为,生态现代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在环境转型方面,政府的干预和环境运动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最终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经济部门和企业家,他们通过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生产的生态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的生态化和生态的经济化。摩尔则总结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六大假设:(1)对生产和消费过程进行设计和评估的指标除了经济和其他因素外,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生态(环境)因素。(2)现代科学与技术在生态诱导性转型中至关重要,且不局限于附加于生产环节的技术,而是包含了生产链、技术体系和经济部门的变化。(3)私有的经济主体和市场机制在生态重建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政府部门则从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转变为“可协商的规则制定者”,并为这些转变过程提供有利的条件。(4)环境NGO改变其思想意识,将其传统的把环境问题视为公共和政治议题的思想改变为与经济部门和政府代表谈判的形式而直接参与,这样使他们更加接近政策决策的中心,并为环境改革提出更为细致的建议。(5)生态重构的过程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进程的内在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生态重构不会局限于单一的国家。(6)为了控制生态退化,去工业化的倡导只有在(生态重构的)经济可行性很差、思想落后、政治支持有限的条件下给予考虑。

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应当将环境问题看作推动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因素,而不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后果;应当看到作为现代社会之核心标志的科学技术、市场体制、工业生产、政治体制等方面发生的积极变化,而不能简单加以否定;应当反对各种反生产力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的以及激进的建构主义主张。学者们指出,工业化、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不仅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具有潜在的兼容性,而且也可以是推动环境治理的重要因素和机制,由工业化导致的环境问题可以通过“协调生态与经济”和进一步的超工业化,而非“去工业化”的途径来解决。

关于生态现代化的要义,中国学界认为,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一种互利耦合作用,也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生态转型,即向符合生态学原理发展模式转变。生态现代化要求采用预防和创新原则,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还有学者指出,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次生态革命,包括从物质经济向生态经济、物质社会向生态社会、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改善,生态效率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生态结构、生态制度和生态观念的深刻变化,以及国际竞争和国际地位的明显变化等。

总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对人类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挑战作了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市场经济压力刺激下和有能力国家推动下的更新,可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减少环境破坏,而不必对现行的经济社会活动方式和组织结构作大规模或深层次的重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本质是一种通过市场机制推动的技术革新方法,也就是说,一种前瞻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取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结果。因而,技术创新、市场机制、环境政策和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四个核心要素,而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力是其中的关键。

总体上来讲,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务实的生态改良论,属于“蓝绿”或浅绿思潮。

五、生态现代化理论面对的批评

生态现代化理论面临的批评,主要来自生态后现代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等“深绿”思潮。后现代主义强调后物质价值,即人对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求,认为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对工业社会的核心制度进行重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要求放弃现代化。生态中心主义认为,生态现代化仅仅是关于环境转型的调和产物,其理论没有把环境目标放在首位,而是与经济目标相提并论,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并为政府保守的环境政策进行辩护。另外也有从政治角度和“红绿”思潮视野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如有人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主要关注发达国家的环境改革和生态转型,而这些变化大多是为富人服务的,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国内的和国际的不平等。

六、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借鉴意义

有学者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基于西欧发达社会的实践,给出了应对生态危机的一种路径,展现了研究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未来趋势的信心,这一点与早期的其他环境社会学理论有很大不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信念,是对西方现代化方向的坚持;作为一种展望,是对现代化突破极限的未来的乐观;作为一种目标,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追求;作为一种路径,是强调技术变革、市场绿化、政府改革和社会发育所形成的环境保护合力。单纯就其主张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坚信二者之间可以兼容并且实现双赢而言,该理论确实是支持或者迎合了世界各国的期待,而且其对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一些具体路径的阐述,对各国实践不乏启示和借鉴价值。

但是,生态现代化理论显然摆脱不了其源于西方、说明西方和为了西方的印记。该理论的核心关切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是否可以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持续推进,以及基于西欧实践所概括出的“生态现代化”模式是否具有全球的普适性。事实上,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众多学者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对其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涉及其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现代主义、乐观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忽视社会权力关系分析等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作出了一些调整,但是仍然没有改变其基本形貌和实质立场。

有学者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其西方现代化取向、实证分析单位、路径分析、结果分析、对社会公正议题的处理以及对于环境的定义等方面,都还存在很多局限性。作为西方学者对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一种探索,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强调的一些具体观点不乏借鉴利用的价值,可以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但是其与中国基于自身发展实践而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一些本质性的区别,似乎还不足以成为有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二选择”。

中国的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的所谓“生态现代化”目标也是有可能的,因此所谓的“生态现代化”可能存在着多种路径与模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带有西欧社会色彩的资本主义路径和模式。甚至,坚持西方式的以物为本的现代化取向是否能够持续,是否能够真正实现经济与环保双赢(特别是在全球层次上),是否会加剧社会不平等,这些仍然是需要深入反思和总结的。

中国在发展实践中明确提出了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与生态现代化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两者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相对而言,生态文明的立意更高、视野更开阔、内涵更丰富,同时也体现了对人类社会既往发展历程的更多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包含了对于现代性、技术主义、物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等等的合理反思和批评。

归根结底,生态现代化理论只是西方现代化的一种理论,仍然具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而生态文明建设则是关系到人类整体发展的理论思考,超越了狭隘的西方中心观念,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绿色中国》2019.5A 杨志华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 摄/李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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