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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煜芳 珠峰脚下的自然保护科学家

发布时间:2017年08月15日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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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张姊怡

  

 

  初入北大

  高煜芳说,最初选择进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原因很简单,和很多北大的同学一样,高中的时候成绩比较好,又参加过很多学科竞赛,高考结束后在北大和清华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当时听闻生命科学是21世纪的前沿学科,便选择了进入北大的生命科学学院读本科。

  大学的第一年,和所有的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一样,高煜芳参加社团活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尝试找寻自己想要什么;到了大二,他发现身边的同学都拿起了红宝书,准备托福和GRE,或者进入了实验室,为未来开始做准备。面对同龄人的压力,高煜芳每天风驰电掣地在校园里奔跑,像与时间赛跑一般地忙碌着,但忙碌的同时却也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

  大二的时候,吕植老师的保护生物学课为高煜芳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课上,吕植老师常常和学生分享自己的经历,比如如何和藏区的老百姓沟通,通过藏族传统文化和神山圣湖的理念进行自然保护的工作等等。这激起了高煜芳的好奇心,“原来生科院还有教授做这么好玩的事情,可以去中国最美的地方做有趣的研究!”

  在图书馆读到的乔治·夏勒的《最后的熊猫》让高煜芳更加想要尝试从事自然保护的工作。乔治·夏勒是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最有名的科学家,从60年代开始开始做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研究,包括狮子、老虎、大猩猩、大熊猫、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研究。70年代,乔治·夏勒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到四川卧龙做大熊猫的自然保护工作,书中记录了乔治·夏勒在丛林中从事大熊猫保护工作过程中所经历的事情、大熊猫栖息地的情况、以及和当地老百姓的轶闻。书中提及的潘文石教授正是吕植老师的老师,这些自然保护领域的前辈竟然就是天天在学校能碰得到的老师,这让高煜芳感到很受触动,对于野外生活的向往和对前辈的崇敬开始让他有意识地关注中国的自然保护和相关的机构动态。

  

 

  珠峰保护区的雪豹 耿栋 摄

  第一次间隔年

  大二的一天,高煜芳看到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发出消息,保育领袖计划(Conservation Leadership Program,CLP)在全球范围内颁发奖学金支持年轻人团队和个人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工作。 高煜芳和WCS的解焱老师取得了联系,经过简单的面试,解老师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人选。但是过往的CLP实习生都是研究生或博士以上,大二的高煜芳显然有些资历尚浅;另一方面,在2008年的时候Gap Year的概念还不太盛行,不少人都会担心一个北大的学生休学跑到偏远的地方做研究,会不会就此荒废学业。

  和解老师面试沟通的时候,解老师很理解其他人这样的顾虑,虽然高煜芳对于休学去参加这个实习非常坚定,解老师还是很犹豫要不要在他毕业后再给他这个机会。碰巧的是,高煜芳在面试的时候《最后的熊猫》的作者乔治·夏勒刚好在WCS的办公室,于是高煜芳非常兴奋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夏勒,没想到他非常支持。夏勒说,在美国做这样事情的学生很多,有野外研究的经历会对个人成长很有帮助,这也打消了解老师地顾虑。于是,在解老师和WCS团队的帮助下,高煜芳设计出了间隔年一整年要做的事情,制定了项目计划书提交到WCS美国总部,并获得了这个实习机会和奖学金作为项目支持的经费。

  高煜芳的计划是在一年的时间内跑WCS的四个项目点,东北的老虎保护、西藏羌塘的高原生态系统研究保护、长江中下游的扬子鳄栖息地保护,以及广东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项目。每个项目点三个月的时间,带着自己的研究项目和各个办公室一起协调工作。这个计划在现在看来,对于一个大二的学生来讲,仍然是非常充满挑战性的。

  大二结束后,高煜芳就开始了在WCS一整年的实习,在这一年中解焱老师给予了他很大的信任,让他有机会独当一面,承担很多重要的事情,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信任和独立的工作,再加上WCS的梁海棠老师密切指导,高煜芳在这一年成长非常快。2008年到2009年这一年,高煜芳在四个项目点到处跑,和WCS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自己是“无知者无畏”,不得不承认在20岁的时候能够拥有这样的经历是“幸运的”,同时也是“自我膨胀的”,但好在踏踏实实做了很多事情、也收获了很多。

  这一年里,高煜芳有机会能看到中国自然保护在不同区域、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下是怎么操作的。WCS的四个项目点做着不同的事情,东北的老虎保护项目点处在中俄朝三国交界,羌塘藏北无人区主要处理的是人和棕熊的人兽冲突问题,长江中下游的扬子鳄是东部发达地区受到人类活动影响非常大的、栖息地已经被严重破坏的物种,广东的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工作面临着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饮食习惯的冲撞。在这一年的实习中,高煜芳要在不同区域中面临着不同语言、文化、社会背景,和不同的人群打交道,这让他在很短的时间有机会接触到中国自然保护的方方面面。而梁海棠老师的谆谆教诲更是让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学习到了关于项目管理和机构运营的很多知识和经验。

  2009年秋季,高煜芳回到学校继续上学,和同龄人比起来,他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目标明确后自己前进的速度也更快。从整个职业生涯的角度来看,高煜芳觉得当时休学去间隔年的决定无比正确,一年的高强度地工作也非常值得。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因为前一年运转强度太大,工作和生活节奏都非常快,整个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往前冲,高煜芳在大三下大四上的时候生病了,被查出肺结核,原本打算准备去美国读书的计划也只能搁置。得知自己生病的时候,高煜芳整个人都懵了,非常沮丧,不得不停下快节奏的学习和生活,开始了长时间的静养和治疗,生活的节奏不得不慢下来。这也给了他一个机会反思过去一年的自己。当更加坦诚地面对自己、反思自己走过的路的时候,高煜芳发觉过去的自己太虚荣、太在乎别人的认可和外界的荣誉,内心也过于自我膨胀,当能够冷静下来细细思考向内看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更加在意自己内心的成长和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的年保玉则

  这场调整了生活节奏的大病,让高煜芳错过了大四的留学申请季,也开启了他的第二次Gap Year。这一次,高煜芳参加了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第一期“三江源青年研修生”项目,第一次间隔年的踏上青藏高原时对藏区神山圣湖的迷恋让他毅然回到藏区,带他来到了青海和四川两省交界处的年保玉则。在海拔4000米的高处,高煜芳和当地一个叫做“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草根组织共同工作、生活了 300多个日日夜夜。这个机构里的会员有的是僧人,有的是牧民,有的是老师,有的是公务员,在高煜芳的眼中,他们每个人都是传奇,特别是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发起人和会长——扎西桑俄。

  扎西桑俄是一位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堪布,即深通佛学经典并且获一定学位的高僧。他从小就喜欢观察大自然,特别是各种鸟儿。2007年,扎西和他的好朋友周杰(亦为白玉达唐寺僧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致力于保护家乡的生态环境和优秀传统文化。他们调查和记录当地的野生动植物,监测冰川、雪山和物候的变化,并且结合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面向牧民和学生开展环保宣传教育。这些活动极具本土特色,富于创造性,而且卓有成效。在这一年里,高煜芳一直陪着扎西桑俄,一起熬夜加班写报告,一起在野外考察,一起到城市里开会。

  在去年保玉则之前,高煜芳曾经信心满满地想要做很多调研,甚至设计了宏大的研究方案,但到了之后却发现根本行不通。于是,他从观察者变成参与者,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青年科学家变成扎西桑俄的秘书。帮着协会管理和实施保护项目,有时候还需要提供维修电脑、手机、打印机等技术服务。渐渐地,他获得了当地人的接纳。

  协会虽小,项目却不少。高强度的工作让高煜芳没有一刻能停下来。高煜芳和扎西桑俄两人一起,一个懂科学、一个懂传统文化,不断想要做更多的事。这一年,和一线的草根的NGO的工作经历让他看到了本土NGO怎么运营项目、面临什么样困难。对于他自己而言更重要的是认识了一帮把自己当成亲人的朋友,现在仍然保持很好的联系,好像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面孔

  2012年9月,高煜芳开始了他在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学习,并开始关注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特别是象牙贸易。让他开始介入象牙问题的起因,是美国国家地理的一篇关于象牙贸易的长文。文章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民众收入增多,象牙制品成为受欢迎的消费品,巨大的需求也引发了规模巨大的走私,称中国是国际象牙走私中最大的反派。高煜芳之前在WCS参与过抵制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项目,他明显感觉到中外对于该问题的不同认识。包括林业局官员、学者和NGO工作者在内的很多中国人都觉得西方NGO和媒体夸大事实指责中国。他心里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到底真相是什么?他决定将象牙问题列为自己两年的环境科学专业学习的研究课题。

  在耶鲁大学的系统学习让高煜芳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自然保护问题的复杂性。自然保护往往涉及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关注点,不同的价值观,常常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单一学科的知识和技能是不足以应对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的,需要的是跨界的知识整合,而高煜芳的导师Susan Clark正是这个领域最前沿的探索者之一。在导师的指导下,高煜芳开展了一项综合多学科的对于象牙贸易的研究。在第一个秋季学期,他做了一项关于国际象牙贸易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这个研究主要希望了解中外如何谈论和看待国际象牙贸易。他还收集关于非洲象盗猎和中国象牙市场的许多定量数据,建立统计学模型,研究这两者的相关性。在第二个学期,他分析国际象牙贸易的社会互动过程(social process,或者说社会背景),了解这个问题都有哪些参与者,他们各自有怎样的观点和诉求,又是如何调动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来试图达到他们期望的结果。

  在这一年准备的基础上,他开始沿着整个象牙贸易的链条,在非洲和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做田野调查。在肯尼亚的桑布鲁保护区,他听到大象盗猎者的枪声,跟着当地巡护员去追踪盗猎者寻找被猎杀的大象;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市,他装成象牙买家,和黑市里的非法象牙贩子谈生意,从他们那里套取信息;在博茨瓦纳的卡萨内保护区,他和当地政府官员们交流,了解他们如何卓有成效地遏制盗猎;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好几个城市,他走访合法和非法的象牙市场,观察象牙买家和卖家,分析他们的消费心理;在美国,他参与学术交流和讨论,还被邀请去见证美国的象牙销毁行动,和许多国际组织的高层分享他的研究成果。

  2013年10月,在纽约举办的学生保护生物学大会(Student Conference on Conservation Science)上,高煜芳作题为“Social interactions in the ivory trade: comparing Chinese western perspectives”的研究报告,获得了大会的最佳报告奖。接着在澳大利亚的学生保护生物学大会上,他同样获得了报告第一名的成绩。2013年12月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博茨瓦纳举行非洲象保护峰会(African Elephant Summit),邀请了三十多个国家部长级官员参会。高煜芳作为耶鲁学生,以青年大使的身份参加这次国际峰会,他和另外一名青年大使(博茨瓦纳的一位青年教师)全程参与了NGO都无法旁听的政府间会议,最后他还向部长们做了一个报告,介绍他对这次会议的反思。后来,他还被联合国环境署(UNEP)、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UNODC)、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贸易公约(CITES)等机构邀请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帮助国际社会对非法象牙贸易形成更加全面具体的认识。

  两年的研究让高煜芳认识到有必要创造新的社会环境(social arena)来促进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2014年6月临近毕业的时候,高煜芳发起了一次交流活动,他利用众筹获得的经费带着两名在肯尼亚做大象保护工作的年轻人到中国,走访广州、厦门、泉州、福州和北京,和中国的环保NGO、媒体、大众等群体交流。一位是英国牛津大学自然保护专业毕业的女孩,在肯尼亚当地一家大象保护组织工作,也兼任某个国际刊物的撰稿人和编辑,另外一名则是曾在中国学习中文的男孩,他为肯尼亚多个大象保护项目担任翻译,还在当地的法院工作,主要侧重野生动物盗猎犯罪。两位肯尼亚朋友回到非洲后至今依然在积极地推动中国和非洲的草根组织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在耶鲁深造的经历让高煜芳得以在国际舞台上参与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政策探讨和制定,不少人都表示很惊讶一个硕士生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能够和在这个领域内工作了几十年的国际专家一起探讨问题。而对于高煜芳来说,这一阶段更加洞彻的自我觉醒是心态上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也得益于在耶鲁所接受的训练。他和导师Susan Clark亦师亦友,不管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Susan帮助他学习如何更加整体地认识问题,以及问题形成背后的社会互动过程和决策机制,也让他更加明白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和社会互动过程中自己应该有怎样的立足点,怎样通过自己所有的资源能够推动事件朝着自己希望发展的方向去解决。这个过程非常强调自知之明和自我意识,强调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态位,寻找个人的理想、兴趣、事业和生活的平衡点,判断什么时候做什么不做什么,如何更加有策略地参与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和本科时的自己相比,高煜芳对于外界的褒奖和荣誉也更加有意识的选择是否接受,不再盲目的追求荣誉和认可。

  珠峰脚下和雪豹相伴的日子

  想要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和理论具象化、经验化,高煜芳选择回国,他期待基层操作实践能够让自己更加充实。恰逢万科公益基金会和珠峰保护区管理局成立珠峰雪豹保护中心,面向社会招募研究员,珠峰、雪豹、藏区一下吸引了高煜芳的注意。面试之后,高煜芳成功地说服面试官把自己变成了保护中的执行主任。

  两年的时间里,高煜芳仍然没有离开象牙贸易的圈子,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雪豹保护中心的工作中。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中国和尼泊尔的交界,面积3.4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保护区之一。关于这个区域雪豹的相关研究,除了上个世纪90年代罗德尼·杰克逊博士做过短暂的研究外,基本上是空白。高煜芳带领团队从零开始收集基础信息,研究雪豹的分布、数量、面临的威胁等等。在科学研究、保护行动、公众参与和人才培养这几个方面,高煜芳把重点放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带领团队做野外调查。

  除此之外,作为执行主任的高煜芳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带来的成长。在来到珠峰保护区之前,高煜芳希望将珠峰雪豹保护中心在短时间内做成国际一流的研究机构,基于过往的经验和现有的资源,高煜芳对自己很有信心。但是到了藏区之后,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环境特殊、地区敏感,国际合作基本上不能实现,现有的资源也不能用。除此之外,万科公益基金会和珠峰保护区管理局的这样一种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合作形式所带来的复杂的利益关系也让高煜芳感到无从下手。在任职的两年中,万科公益基金会和珠峰保护区管理局换了几次领导,高煜芳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理清关系、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在这样有限的空间里,雪豹保护中心的工作从无到有的开展起来了,已经有两篇研究论文发表在自然保护领域的国际知名学术刊物,得到了国际雪豹专家的认可。

  和在年保玉则一样,高煜芳在珠峰也与几位热衷保护的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珠峰管理局的普琼和拉巴次仁。普琼从珠峰保护区1988年成立至今一直担任珠峰管理局的副局长,他是位经验丰富且非常实干的人,他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珠峰的保护事业。拉巴是珠峰局生态研究科的科长,雪豹中心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不仅是雪豹保护中心的协调员,帮助与基层的政府官员沟通交流,他还是团队的研究顾问和翻译,偶尔还要充当司机。离开普琼和拉巴的支持和帮助,高煜芳很难想象如何在珠峰保护区开展工作。与他们两位的相识相知,也使高煜芳改变了对政府官员的刻板印象,他发现原来也是可以和所谓的政府官员成为知心好友的。通过真诚耐心的沟通交流建立信任,能够让政府部门、企业和科研机构协同合作为共同的愿景而努力,这让高煜芳对于未来的自然保护工作更加充满信心,也更加愿意相信中国的自然保护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

  一路走来,高煜芳更加清楚自己在自然保护领域能做成什么样子、达到什么状态,也更加明白自己可以为中国、为世界做些什么,越来越清晰的职业发展方向和不断充实的学习成长过程推动着他往预期的方向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在不断找寻自己在这个领域更加适合的角色。虽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在很多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误解和矛盾。高煜芳希望未来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经验和视野,在自然保护领域帮助中国走向世界,也帮助世界迎接中国,促进中国和国际社会更好的合作,让中国和世界一起共同推动全球的自然保护向前进,达到自然保护和人类尊严的目标。

  

 

  本期焦点人物小档案:

  高煜芳,1987年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师从国内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学者吕植老师,大二时获得“动植物保护先锋项目”(Conservation Leadership Program)实习生奖金,Gap Year在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 WCS)中国的四个办公地点工作一年、参与研究;本科毕业后又Gap Year一年参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第一期青年研修生项目,到藏区年保玉则参与本土NGO的自然保护工作;随后赴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学院读研,研究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特别是象牙贸易;研究生结束后回国任珠峰雪豹保护中心执行主任两年;2016年获美国国家地理新晋探索者奖和英国玛什陆地自然保护领袖奖;目前在耶鲁攻读自然保护和文化人类学联合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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